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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储安平

　　储安平的发言，是在中共高层号召“鸣放”之际，储安平的厄运，开始于“反右运动”之初

　　本刊特约撰稿/陈远

　　储安平如果还活着，今年整一百岁。

　　1949年之前，他办过《客观》和《观察》；1949年之后，他出任过《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虽然只有短短68天。

　　考察近现代言论史，储安平是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国民党时代，他批判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这种风格在之后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储安平难逃厄运。

　　“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显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时，储安平还没有意识到，形势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执笔、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

　　对于储安平的批判不仅仅限于《人民日报》。本文之所以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这张报纸不仅代表着中共上层的导向，而且当时与储安平同等量级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多在《人民日报》上表明立场。

　　事实上，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不同意”储安平的声音已经开始出现在6月3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把批评的矛头再次指向了储安平。卢认为，储安平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并且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

　　6月8日，储安平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感觉“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向当时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

　　《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4篇来自工人的关于对储安平的批评。考虑到当时各界人士还在为中央是鼓励“鸣放”还是要“收”大费脑筋，这几篇来自工人的文章就格外值得注意。这至少说明，在《人民日报》内部，已经获悉了某些信息。在6月8日之前，这些文章就应该已经组织好了。

　　同一天，在九三学社中央一次并非针对储安平而是围绕整风展开的座谈会上，周培源批评了储安平，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有问题的，并且“不是单纯措辞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但是这种批评出现了反对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明绍、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等人就不同意对储安平的批评。顾执中认为还是“言者有罪”，并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示怀疑，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

　　《文汇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浦熙修以敏感的新闻嗅觉，也从《这是为什么》察觉到了某种动向。那天下午，她打了个电话给陆定一，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这天下午，浦熙修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互通储安平的问题。这些举动，在后来批判《文汇报》的时候，成了她的罪证。

　　储安平发言之后，香港和台湾的媒体立即发表了赞扬储安平的文章。《人民日报》后来对于这些文章做了部分摘编，题为《台湾和香港反动报刊为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喝彩》。

　　“一种恶毒的诬蔑”

　　民盟主要领导人的态度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6月10日，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对于储安平发言的态度。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一种恶毒的诬蔑”。在前一天的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的座谈会上，吴晗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也是“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

　　这一天，储安平分身乏术：当天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的全体盟员大会，大家“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并对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国务院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倒是出现了同情储安平的声音，但是马上被反对的声音压了下去；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许广平的主持下，纷纷批评储安平的“立场问题”；在这样一片批评声中，民盟中央小组晚上召开的会议上，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观点，并且认为储安平说的还不够透彻。虽然他立即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但是当时的批评是相对温和的。

　　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民盟的会议时，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认为是“错误论调”。

　　不过，随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座谈会批评储安平，每一场座谈会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人民日报》报道。批评储安平的座谈会很快由民主党派发展到大学里，北京大学首当其冲，费孝通因为只说储安平应该“认识错误”，也被认为是“非常错误的”。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针对储安平的座谈会终于召开了，在《人民日报》第二天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中，谈及民盟诸多中央委员们对储安平的态度时，使用的词语是“批判”，“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副主席史良的长篇发言是独立于会议报道之外单独发出的。史良说：“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还说，“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

　　作为同样是储安平关系所在的九三学社也不甘落后，于14日下午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的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1954年，储安平曾经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并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而在这轮批评储安平的高潮中，储安平曾经到过的新疆，在表态方面也不落人后。6月13日，新疆乌鲁木齐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不近情理的”。而在前一天的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联合会召开了各民族职工座谈会，新疆各族纷纷表态批评储安平的发言。6月20日，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批评储安平。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6月15日、16日，由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连续开会，讨论和检查“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及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错误言论的原因和责任。

　　15日，章伯钧以《光明日报》社长的身份首先发言。章伯钧说：对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要负政治责任。接着《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和副主任张友，代表报社的工作人员发言，他们从储安平的一系列实际做法和他的办报主张，证明了储安平在这两个月里，是把《光明日报》拉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在会议的最后，章伯钧发言，表示同意检查工作并声明，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言论，事先没有看过。章伯钧对同时与会的储安平说：“我要向储安平同志要求，应作很好的准备，向真理投降，承认错误，把责任担当起来。资产阶级思想，我们都有，然而可以改正。”章伯钧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他说原因是“感觉迟钝，太不懂报纸的事情”。

　　16日，会议刚开始，章伯钧又作补充说明，他认为，社务委员的责备是对的。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开会讨论，是错误的。既然储安平发表了错误言论，报纸方向也发生了问题，仍然没有及时开会，这也是错误的。但是他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感觉迟钝，同时他本人也犯了错误，成天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心情沉重的缘故。接着他又说，在储安平的错误言论发表以后，他也感觉到《光明日报》在方针路线上有困难。他再次说，“我太不懂报纸的事情”，并且在会议的最后表示：一、社长负首要责任，社长做检讨；二、《光明日报》问题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开会讨论；三、在未搞清楚前，暂不就此事发表社论；四、在储安平请假未到职前，请社委会同意由高天负责实际工作。有重大问题召开临时会议。

　　就在这两天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对于储安平的批评声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章乃器。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随即，章乃器在《光明日报》遭到了批判。

　　储安平的问题上升到了《光明日报》的问题，各民主党派新一轮的会议又开始了。最主要依然是储安平关系所在的民盟和九三学社。

　　6月18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民盟主席沈钧儒和卧病已久的副主席马叙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足见这次会议对于民盟的重要性。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民盟中央小组连续召开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候补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再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储安平，而且更为“系统”，并且要求：“民盟中央彻底检查，追究促使光明日报一度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责任。”

　　继民盟宣布整风之后，九三学社在6月21日晚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全体通过在全社展开反右派斗争和进行社内整风的决定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是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的，立即就得到了“一致通过”。储安平感受到了压力，他在会议上作了简短的发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反动言行”

　　民主党派的一轮批判过去了，在新闻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储安平，开始受到来自同行们的批判。

　　6月24日，北京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吹响了批判储安平的号角，批判的范围也开始逐渐扩大，当时另外一张有着广泛影响的民主党派报纸《文汇报》及其负责人徐铸成，也在这次座谈会上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这次连续举行了几天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的高天一马当先。高天的发言，和他之前的批判基本相同。不过，就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有人出来为储安平辩护，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就认为：“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

　　1957年的6月，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对于储安平的批判还没有过去。就在储安平受批判的时候，《文汇报》成了新闻界中被重点批判的另一个靶子。《人民日报》先后于6月14日和7月1日连续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一时之间，《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被“绑定”，批判储安平和《光明日报》，常常会顺带批评《文汇报》；批评《文汇报》，则必批判《光明日报》和储安平。

　　7月15日，储安平在即将闭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

　　7月19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人民日报》上作出公开检查，检讨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的错误。

　　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职务。会议并决定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

　　1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社论说：“储安平来担任总编辑之后，他同章伯钧勾结起来，利用鸣放政策和共产党的整风，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在5月到6月上旬那些日子里，本报在储安平直接指挥、布置之下，发表了大量的右派言论和带煽动性、破坏性的报道。这样就使报纸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工具。这是本报的一段黑暗时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也使本报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撤销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决定，是符合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意志的”。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称“光明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巨大胜利，现在全体工作人员正在团结一致地努力改进工作，决心办好这张社会主义的报纸”。

　　11月24日、25日、28日，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行了三次大会，“系统深入地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反动言行”。大会由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光明日报社社长杨明轩主持。每次出席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多人。“会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把储安平所谓的‘党天下’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事后，《人民日报》发表报道说：“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这次会，从人数规模上来讲，在历次批评储安平的会议中，是最大的一次。不过，储安平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但是在1957年，在一次次的批判之后，在重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储安平开始成为历史了。 ★

　　1957年的夏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知识分子开始还有顾虑，但是领袖的号召，把他们的疑虑打消了。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本来没打算参加也没有打算发言的储安平，在动员之下做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

　　储安平命运的转变是和中国当时历史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的。储安平的发言，“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在会下对别人说：“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

　　第二天，储安平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此时，知识分子还没有察觉到，在那个夏季，暴风骤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查阅当年的资料会发现，本来，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对于鸣放整风就有不同的看法。

　　形势的发展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料。

　　储安平四面楚歌：被打成了右派，《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被撤销了。

　　储安平待在家中，无事可做。放羊，挤奶。

　　批判随之而来。据笔者统计，在储安平发言之后短短的时间内，仅《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涉及储安平的报道和文章，就多达175篇。

　　“文革”开始后，储安平的日子更不好过了，1966年9月，他在一次自杀未遂后失踪了，时年57岁。(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