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头颅多少血

　　从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北方情报系统被整体破坏，

　　前后不过10余天时间。保密局特务得到的线索，有不少是来自李政宣等人的口供。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200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位国家安全部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文中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

　　而王石坚则因其叛变和资深的情报工作经历，被保密局认为大有用处，任命为特情组少将组长。这是保密局直接收容和控制中共重要叛徒的机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并作出结论。

　　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在全文转载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时，注释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王石坚一案牵连甚广，一百多人被捕入狱，很多人的最后结局已经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像陈琏、袁永熙夫妇那样被“误抓”又“查无实据”的是极个别事例，多数人都遭到了严刑审讯。有人坚贞不屈在狱中坚持斗争，有人贪生怕死叛变投敌，更有人慨然赴死从容就义。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属谢士炎、丁行、朱建国、赵良璋、石淳等“北平五烈士”。

　　谢士炎也是被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抓捕的。在谷正文的回忆录中，对谢士炎有大段记述。令人唏嘘的是，谷正文的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

　　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世南(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北平第一看守所，谷正文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世南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点点头，然后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由谷正文引述的这段话，道出了谢士炎等人投身革命的崇高信念。

　　当时我党在敌人内部发展隐蔽战线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打进去”，一是“拉出来”。而五烈士中除了丁行是1927年入党、打入敌人内部的老党员，其余多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且，他们多数并不是被“拉出来”，而是主动“冲出来”。

　　五烈士中，谢士炎军衔最高，经历也最为传奇。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谢士炎入党的陈融生曾撰文怀念，详细记述了谢士炎入党的离奇过程。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见屋里没有别人，突然掏出手枪逼问陈的真实身份，把地下党员陈融生惊出一身冷汗。而谢士炎此举的目的，竟然是要送出一份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

　　谢士炎没有任何与党组织联系的办法，军情紧急下出此险招，找到了平日的好友、表现“亲共”的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谢士炎已做好打算，如自己对陈融生判断失误，则二人同归于尽。

　　谢士炎没有看错陈融生。这份重要情报顺利送了出去。此后，谢士炎就被中共地下组织正式吸收。1947年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由叶剑英亲自主持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志愿书现存于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

　　就是这样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让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洞若观火，极大地帮助了正面战场的胜利。

　　而当他们的真实身份暴露，面临的就是比别人更为残酷的结局。

　　一俟被捕，“五烈士”就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受尽酷刑却没有吐露保密局需要的只言片语。

　　11月29日，他们被押送南京。1948年10月19日，五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临刑前，赵良璋将自己的飞行员夹克送给狱友，朱建国也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留给狱友，并留下了一封语气轻松的遗书：“二号狱友，即将永别，一件夹克尚好，留给你。我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而谢士炎则留下了人生最后也最绚烂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况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