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出意外

　　从此，詹长麟便化名袁露，每月可从特务处领得10元薪金，加上在日本领事馆的8元，每个月可有18元的收入，这对于当时的詹长麟一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家里的生活也变得宽裕起来。[7]

　　詹长麟为了避免暴露，一如既往地在领事馆里勤劳踏实地工作，他的工作依旧深得领事馆里日本人的赞赏。但日本人不知道，詹长麟在“勤奋工作之外”，无时无刻都在瞅准机会，刺探情报，因此他的工作也时刻充满了危险。

　　詹长麟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端茶倒水，每当这些时候，詹长麟都有机会偷偷看到一些重要的信件和绝密的文件，有时他会把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带回家中，有时他会在领事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寻找有用的文件和情报，有时因为情况的特殊，他甚至还会直接在领事办公室中将文件抄录下来，交给上线。

　　带回家中的信件，詹长麟是这样处理的：拆开信封，抄写后，再用火漆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带回领事馆，信封上的邮戳是用他自己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上去的，[8]盖出来的印章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詹长麟每次获得情报后，都用明矾水抄写在白纸上，[9]待水干后，由她的妻子(经组织批准，詹长麟的妻子成为了其帮手)插到堂屋关公画像[10]后面的一个小墙洞里。每天到特定时间，就会有特工人员来取走，他们从前门进来，从后门出去。同样，组织上的通知他们也是从关公像后面拿到。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当然，看似平静的湖水，偶尔也会泛起浪头。詹长麟的潜伏生活便是如此。

　　有一次，领事办公室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了，詹长麟趁着领事办公室没人的机会，佯装进入办公室打扫卫生，他像往常一样，先翻了一下废纸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接着他又走到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文件。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从楼梯里传来，不好！有人来了，詹长麟先是一惊，接着便立刻推上抽屉，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埋头擦起桌子来。

　　进来的是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副署长悌泽[11]，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屋里，怀疑地打量了一下他，继而眼露凶光地走到詹长麟面前。

　　此时的詹长麟直挺挺地站着，内心十分地紧张，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詹长麟的脸上，顿觉一阵火辣辣的痛。但詹长麟一动未动，佯装出很委屈的样子，一句解释也没有。因为他知道这样便是最好的回答。

　　这个悌泽虽怀疑，但因为没有抓到任何把柄，只能把詹长麟赶了出去，自己拿了球拍，锁上房门，便走出去了。

　　发生过这样一次事件，詹长麟此后就更加谨慎小心了。

　　戳穿“藏本事件”阴谋

　　詹长麟潜伏不久，就立了一大功。

　　1934年6月7日，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消息称他们的副领事藏本英明[12]于6日晚失踪，并要求中国方面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并认为“我们一个副领事就这样没有了，在你们国家没有了，是不是你们给暗杀了？我们应该向你们国家要人”。[13]

　　其实，这只是日本策划的一起失踪案件，他们诬称是中国政府杀害了藏本。如果藏本真的失踪了，那么这将会给日本提供一个侵华的口实。日本人又想要在东北一样故伎重演。

　　这一直就是日本惯用的卑鄙伎俩。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起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1928年，日本借口保护本国在山东的侨民，制造了“济南惨案”；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借口“中村事件”[14]发动了战争；包括此后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依旧是这类借口。[15]

　　在藏本失踪的那几天，日本方面已做足了战争的舆论准备：《大阪每日新闻》立即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藏本失踪事件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撤回侨民发动自卫。”《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藏本副领事之失踪，当非仅系遭受匪贼，如在事实上成为国家机关之某社，亦似与此案不无关系，故其责任全在华方，且可谓颇为重大。而日本当局将对此案采取强硬态度，自属事属必然，毫无足异。” [16]他们说的“某社”，没有明说，其实指的就是复兴社。

　　日本人已经把军舰开到了下关江面，战争一触即发，

　　而詹长麟，却在这个关头，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避免了这次失踪事件的扩大化。

　　6月6日晚上11点，詹长麟在馆内值班。见藏本从总领事的办公室里出来，他对詹长麟说出去有事，要他找司机把车开出来送他出去，车开来了，詹长麟拉开了车门，让藏本上了车，之后看着车向中山陵方向开去了。

　　詹长麟觉得此事蹊跷，都11点多了，藏本会出去做什么呢？他立刻将此事写在纸条上，并报告给了组织，因为监视重要日本人的行踪，是他的任务之一。

　　据詹长麟的情报分析，首都警察厅便发现藏本是主动出走，并没有任何遭人绑架的痕迹，因此，他的失踪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此次失踪事件完全是日本人在自导自演！藏本就在中山陵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