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教育部“叫板”的校长

　　朱清时在很多地方工作过，“从来没考虑过地域因素”。

　　1967年，大学毕业时面临两条路：一是去天津塘沽盐厂当工人，或者去青海的山川机床厂。谁都知道天津好，是大城市，只有朱清时乐呵呵地去了青海。“文革”初始，全国的科研机构都瘫痪了，唯独青海艰苦偏远，连权都没人夺。朱清时当了五年工人，毛遂自荐进入缺人的盐湖研究所。时隔几十年他还庆幸：“我没耽误。要是当时贪图大城市去了天津，可能一辈子都和研究无缘了。”

　　1991年，身为院士的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大的城市和更好的位置，但他乐意回到母校。中科大当时条件很一般，只有钱临照一个院士。朱清时来了，就是第二个。

　　两年后朱清时成为副校长，再过两年，当上校长。住的始终是97平米的教工宿舍，从家步行到办公室5分半钟。

　　上任第二年，轰轰烈烈的高校扩招运动开始了。朱清时拒绝了扩招的诱惑，决定不建新校区、不拿贷款，要给师生们留一个安静的校园。

　　中科大至今没有大规模扩招，本科招生保持在1860人，只有同类高校的一半。朱清时认为，收效明显。国家每年评出的“十大科技进展”都有中科大的成果，上榜率远高于其他学校。“这就是潜心做研究的结果。”朱清时对自己的坚持颇为满意。

　　2008年春天，朱清时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中国教育比作一辆高速飞驰的火车，“方向开错了，但所有人都坐在车上不肯跳车”。这一次，他针对的是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在国内高校普遍以“总动员”形式迎评的紧张氛围中，朱清时不但指挥中科大“原生态”接受检阅，还直接指出教育部的迎评之举劳民伤财、伤害人格以及学术诚信，被普遍认为是义士之举。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地处合肥的中科大，本就不具备区位优势，容易被边缘化，在该扩张时没扩张，似乎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时机。而在媒体上公然和教育部“叫板”，也被认为是“不成熟”的表现。

　　“他是学者，不是政客。品德高尚，说真话，是个典型的士，但不会趋炎附势，不知如何争取资源，不懂得怎样在中国混，尤其不适合做校长，我个人至少现在还认为他不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校长。”中科大毕业生、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的昆洛德认为，这是校园里对于朱校长的普遍评价。

　　中科大BBS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帖子名为《朱清时校长在任时的战略错误》，措辞严厉，回帖甚众。朱清时神色坦然地说，他看过，“有些东西学生们以后会理解的。”他没有多加辩驳。

　　南都周刊：您在任时，强调的是安静的书桌、安静的校园，但是这个时代诱惑太多了，而且中国不像美国，不是每个教授都有生活在小城市的定力。范维澄院士、余红兵教授都走了，这几年中科大教师流动性比较大，这跟待遇不高有关系吗？

　　朱清时：中科大的待遇确实不是太好。中科大跟南方科大一样，能够留住的是理想主义者。有些人到一定年龄，想追求另外一些东西，这也能理解。中科大和南方科大要办好，不是要让所有能干的人不走，而是形成动态平衡，让更多优秀的人来就行了。

　　南都周刊：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朱清时：是。有些时候，我不怕别人不理解。像当初我批评本科评估，一开始学校里都不支持我。后来风向变了，这个评估也不搞了，大家又说，你做得对。

　　南都周刊：最近高教界的一件事您听说了吗，中山大学甘阳办博雅学院，力图在本科生中推行通识教育。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有点滑稽的事情。任何人才都不可能定向培养，就像种花一样，不能预测哪朵花就一定开得很好，你如果预定了，就拼命去施肥，反而适得其反。花要长好，要靠竞争。

　　我们理工科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比较谦卑。我不会说我们是在把学生往大师培养，我们只是尽量给你提供好的教育，好的土壤，仅此而已。

　　茶几上摆着朱清时最近读的一本书，《无法解除的方程——天才与对称》。所读之处，有蓝色钢笔整洁地勾勾画画。他翻到某一页说，“这个人，是我念中学时的偶像。”

　　那是数学家伽罗瓦的一帧小小画像。少年朱清时，曾拿描红纸铺在书上，用铅笔临摹下这张像，夹在数学课本里。伽罗瓦18岁时证明五次多项式方程根数解的不可能性，21岁时决斗而死，短暂的生命充满了智与美。

　　尽管早已不带研究生，朱清时说，其实自己很爱当老师，等南方科大建起来，会给学生开讲座，讲伽罗瓦的故事。“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容易被激励了。我经常给学生讲邓稼先、钱学森的故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的代表。有人跟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光凭一腔理想做事是不行的。我倒觉得，不管什么时代，没有一腔理想做事，都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