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官方紧攥民间的手 科学自下而上——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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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普:官方紧攥民间的手 科学自下而上
2009年11月18日 07:47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尽管都穿着黑色西装,一起出现在“科学嘉年华”开幕式上的嵇晓华和殷皓,却被认为代表了两种力量。

  前者“姬十三”的笔名为很多人熟知。他发起了民间科学写作组织“科学松鼠会”,该组织主办了这场为期两天的科学活动。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这个科学活动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幕。宣传资料里着意突出了这个活动的民间性。

  殷皓则是开幕式上第一个被介绍的嘉宾,他作为这次活动的“指导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官员代表上台发言。简短祝贺之后,这名科协科普部副部长在发言中表示:“科普法确定了科协是科普工作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随后的发言和私下接受采访时,殷皓都表示了对“科学松鼠会等民间科学力量”的支持,姬十三也再三感谢殷皓的帮助。不过,有参与了开幕式的学者从殷皓的发言中,还是捕捉到了一种复杂情绪:既要对民间科学活动予以支持,又“需要维持科协在科普工作中的领导地位”。

  这种领导地位,自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时确定,并经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得到确认。这份被称为“世界上唯一一部科普法”的法律,确定了由政府主导科普工作的政策。中国科协被指定为这种主导的具体实施机构。与此同时,“引导、调动社会力量”进行科普,被认为是这个政策的补充。

  在“科学嘉年华”里,两种力量同时出现。现场有花花绿绿的布置以及志愿者,也有代表着官方认可的身份印在巨型海报上。据介绍,这次活动搭上了同期在北航进行的“挑战杯”活动的便车,并邀请了几家官方学术机构的团委作为合办方。

  同样出现在开幕式上的李大光承认,在类似的交流中,官方机构仍然掌握着领导权和话语权。他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也是“中国人科普素养调查”的主持者。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带到了开幕式上。

  根据这项由中国科协资助、每两年进行一次的全国性调查,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水平只有美国人的十分之一,甚至赶不上马来西亚和印度。而自从1996年第一次调查开始到去年,中国人的科学普及水平“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

  在这种前提下,“科学嘉年华”的主办者宣称要“让科学流行起来”。事实上,姬十三表示,这个活动的创意,正来自英国的“爱丁堡科学节”,一个由民间发起但影响巨大的科普类活动。

  而中国科协则在努力推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这个行动把“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作为自己的口号之一。

  民间资助推动科普

  有一个细节,当姬十三前去拜访殷皓寻求支持时,谈论了很多,多半是关于科普的将来这样“理想的话题”,但关于钱的事,一个字儿都没提。直到最后,这场活动并未得到官方资助。

  在开幕式上,当代表赞助方的杨卫东上台讲话时,这位兴业全球基金的副总因为紧张,一直不停地咳嗽。他甚至坦言,自己对科学毫不了解。但这个科学门外汉还是决定支持一次民间科学活动。

  他不肯透露赞助的具体金额,但他对着讲稿念出了不少该基金会曾经支持过的活动,并表示以后要“多资助科学项目”。

  李大光将这种赞助归纳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在他看来,这种民间资助的科学活动能够出现,符合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科普发展模式。

  “科学的传播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相关的。”李大光举英国为例,曾有英国学者专门对维多利亚时期以后英国科学文化的传播过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多数情况下,首先出现的是经济发展的浪潮,这种浪潮推动着科学技术长足进步,在此基础上,科学传播才会逐渐扩展。

  在一些场合,这名长期关注科普发展的学者,针对公众科普热情高涨也做过其他一些解释,尤其是关于“毒奶粉、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不过,他认为最终要在经济得到发展之后,人们解决了生存问题,才可能产生广泛的科普需求。

  这种需求的推动力是多种多样的。江苏、浙江等地逐渐兴起对于古代生物骨骼的发掘热,许多有钱人私人资助这种搜索和挖掘,形成一个不小的考古热潮。然而李大光分析说,这种热潮最直接的推动,是经济发展之后当地人的收藏需求。

  很多事例,让他觉得经济发展的结果已经开始显现。有一位挖煤的老板,把自己赚到的大部分钱都投入到河北正定一家科技馆的建设中,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把孩子和亲戚全部弄到馆里来当不拿工资的管理员。

  李大光觉得,“科学嘉年华”的受企业资助的运作方式,可以说是一次民间科普的尝试,不过,他担心这种资助模式并不稳定,因为在中国,慈善制度尚不完善,很难长久有效,而在许多国家,对科学活动进行赞助的企业,是可以得到免税和其他荣誉的。

  在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时,殷皓也表达了相似感受。他表示“我们的科普局面还没发展到那一步”,在国外“有很多民间资本投入到博物馆、科普书刊和影视作品的创作中”。

  即使是决心“走市场路线”的姬十三和他的工作团队,也承认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来支撑科普活动。

  因此,李大光并不乐观地表示,他目前尚未看到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偶尔出现的科学组织,尽管十分流行,但毕竟“数量太少”,说明不了什么。

  科学在中国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行动

  起码,这离中国民间科普最兴盛的年代相去甚远。李大光转述他在资料里翻到的历史,民国期间,在“赛先生”和“科学救国”的口号指引下,民间力量曾经为中国科普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

  既有以“中国科学社”和“中国科学化协会”等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也有以《科学》为代表的民间刊物,甚至包括听众很少的新潮无线广播,也专门有科学传播的节目。任鸿隽、胡先骕等一批受庚子赔款资助的留学生归国后,掀起一阵民间科学浪潮。根据史料,当年的蒋介石也是“中国科学社”和“中国科学化协会”的成员。

  这种学自西方的民间科普模式,于上世纪50年代被中国社会放弃,一种“集体会员制”的结构形式取代了之前的“个人会员制”,政府也取代了个人和民间力量,成为科学推广的主导。

  “这种体制当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农村等地区的实用技术推广方面。”李大光表示。

  民间群体在许多国家持续担当着科普的主要力量。无论是组织活动、评选奖项还是出版杂志、制作电视节目,基本都由私人完成,政府很少负责管理和资助,更多的资助来自慈善基金会。

  李大光觉得,政府和民间这两股力量互有优劣。政府拥有资源,可以比较广泛而有效地动员力量,并且配备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不过,他发现,这种政府主导下的科普活动,有时会出现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漠视受众的感受,只注重活动过程,而对活动的效应不够重视。

  一个在北京市区的活动和一个在郊区延庆的活动,因为受众不同,要求肯定不一样,但李大光在参加过一些由官方主持的科学活动后发现,许多时候,制定计划的人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不同。

  相反,李大光觉得,民间的科普群体,无论是因为市场,还是因为其他因素,既然是主动推广科学,就一定会考虑自己的受众是否喜欢,因此会更有效。连殷皓也感受到了两种话语体系的不同。在“科学嘉年华”开幕式上,他忍不住感叹,这次活动的背景布置很有特色,而他以前参加的各种正式活动“起码是不会把背景弄成这样的”。

  “科学在中国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行动,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李大光认为,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科学家和群众在日常活动中主动发起”,而政府只需点头同意就可以了,事实上,“历史上重大的科学纲领,大多是科学家自发搞出来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离“科学嘉年华”的结束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他继续忙于对中国科普的调查和写作,并决定留心观察新出现的科普力量。作为这种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姬十三继续忙碌于科学松鼠会的生计。而在中国科协的网站上,除了持续不断的会议、论坛和科普活动,新的会场和科技馆也在继续增加。

  本报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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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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