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批评表达对祖国叙利亚的热爱，并因此不能回国，只好流落他乡。他既是一名诗人，也是一名思想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获得声誉，也成为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如今，他逐渐老去，却发现只靠批评，很难改变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

　　在缺乏自由的世界里写诗

　　当你刚见到阿多尼斯时，外表会欺骗你。他身材矮小而举止优雅，熨烫精致的咖啡色西服中间，总是搭配条橘红色的长围巾。和人聊天时，他常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并且面带微笑。

　　但如果你在诗歌里遇到他，那副惬意舒适的形象就不见了。这位轻声细语的绅士一下子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批评自己的祖国叙利亚没有创作自由，批评阿拉伯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侵蚀，甚至批评整个世界卷入技术至上和消费文化的狂潮之中。阿拉伯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好友：“当今最大胆、最引人注目的阿拉伯诗人。”

　　“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11月12日，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颁奖典礼上，阿多尼斯这样发表自己的受奖词。这个中国民间诗歌奖向阿多尼斯颁发了为母语非中文的诗人而设立的B奖。

　　据诗人欧阳江河透露，包括唐晓渡、西川、翟永明和他在内的7名终评委，无一例外将选票投给了这位叙利亚裔的黎巴嫩诗人，意在表彰这位思想家诗人的风骨、持守和卓见。

　　这份卓见最早来自他家乡的人民。在那座位于叙利亚海边的小镇上，这个出身贫苦、名为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的小孩，从小就要帮助父亲种植橄榄树和烟叶，并且，一直到13岁时，他还没有上学。

　　正是在那里，他学会了坦然面对死亡。多年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他的笔下充满诗意。虽然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从未听过哪个农民以担忧或恐惧的口吻谈起过死亡，村民们把死亡当作新生，当作另一个春天的来临。后来他渐渐理解了村民们与生俱来的智慧，当被问到受到迫害或威胁是否害怕时，他会笑笑说：“我不怕死，只怕生。”

　　作为其祖国的批评者而闻名的阿多尼斯，最早是凭借一首赞美祖国的诗歌，才得以进入学校的。14岁那年，他向路过的总统吟诵自己的爱国诗歌，得到的奖赏就是由国家资助其读书。

　　长大以后，他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极富争议的“背叛者”。大学毕业后，阿多尼斯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他一度投身于左翼政治运动，并因此入狱6个月，同时被叙利亚作协开除。

　　“阿多尼斯”这个笔名，来自希腊神话，意为美男子。不过，当他的第一首诗作发表后，杂志的编辑约见这位未透露真名与地址的年轻诗人时，出现在门口的“美男子”让他们吃惊：一个稚气未脱、满脸乡土气的农村大男孩，身着皱巴巴的裤子和衬衣，脚穿一双满是泥的、与身材不配的大靴子。

　　正是这个乡下后生，为阿拉伯诗歌以及伊斯兰文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他迄今为止出版了21部诗集，并著有文化和文学论著16种及部分译著。其中4卷本文学史著作《稳定与变化》出版后，更是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薛庆国认为阿多尼斯的诗歌代表了阿拉伯文化的另一面：“人们一想到阿拉伯就是清规戒律，或者落后、封闭和黑暗的世界，但阿多尼斯的诗歌却充满了文明、现代诗性和光辉。”

　　有人将其比喻为现代阿拉伯诗歌中的艾略特。在他的荣誉清单上，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都赫然在列。自2005年起，他更是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中国，有人则用更通俗的方式，称他是阿拉伯世界的鲁迅。一天晚上，他坐在北京大学民主楼的讲台上，向听众讲述过往。

　　讲台下，有来自经济系的大一新生，也有裹着粉红色头巾的也门妇女——能够容纳上百人的教室里挤满了人，有的站在过道里，有的手握他唯一的中文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还有人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演讲。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这个阿拉伯诗人的忠实“粉丝”。

　　“他的诗充满了加速度和浓度”，一个北大女生激动地说，“更重要的是，诗歌中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我想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总是歌功颂德，也要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这种评价让唐晓渡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人。“大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挑战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如何在传统诗歌文化日渐衰落时寻找出路。”唐是一名诗歌评论家，他表示，第一次读到阿多尼斯的诗歌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读到了“发育完全”的朦胧诗。

　　去年，唐晓渡所主持的帕米尔文化研究院，邀请薛庆国将部分阿多尼斯的作品翻译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当代国际诗坛》上。如今，由该研究院主办的“中坤国际诗歌奖”，又把荣誉授予了阿多尼斯。

　　10年前，当薛庆国还是驻叙利亚大使馆的外交官时，在办公室里看伦敦阿拉伯文报纸《生活报》。这份报纸是阿拉伯世界最为重要的知识分子报纸，当时每半个月刊登一篇阿多尼斯的专栏文章。

　　“当时我还以为这个阿多尼斯是个年轻人，因为言论尖锐而且颇具锋芒。”薛庆国回忆说。不久，这位外交官得到了一本阿多尼斯的诗集，从此“爱不释手”，边读边将中文翻译写在诗集的空白处。

　　今年，译林出版社联系薛庆国，希望出版一本阿多尼斯的中文诗集。几经周折，薛庆国联系上居住在巴黎的阿多尼斯。当他婉转地提出，由于诗歌很难畅销，能否授予出版社版权时，得到的是痛快的回答：“我不要钱，但我要看到一本好书。”

　　作出这个回答的阿多尼斯，早年曾在叙利亚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据说，新婚时去办结婚登记，他连折合几块钱人民币的印花税钱都交不起，最终还是登记官员可怜这对新人，替他们交纳了这笔费用。

　　如今，这位享誉世界的大诗人和思想家，同时享有拼贴画艺术家的身份，据说一幅画的价钱要比10本诗集的版税还高。但即便如此，这位诗人还是自己收拾行李，也经常做家务。

　　在颁奖典礼上，叙利亚驻华大使哈勒夫·穆罕默德·杰拉德也应邀出席。这位大使表示读过阿多尼斯的诸多作品，并赞扬诗人代表着当代阿拉伯文化中创作、荣耀和诗歌的丰富多彩。

　　但没过一会儿，当阿多尼斯上台发言，依然我行我素地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批评：“如果说阿拉伯世界过去只有诗歌的话，现在连诗歌都要失去了，我们的世界到底怎么啦，人类文明到底怎么啦？”

　　对于这些批评，大使宛然一笑：“这并不损害我对这位诗人的尊敬。并且，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就是这样宠辱不惊。”唐晓渡说。自从离开叙利亚后，阿多尼斯来到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座在阿拉伯世界素有“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的城市。阿多尼斯在参与创办了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最具革命意义的《诗歌》杂志。可惜到了1980年代黎巴嫩又陷入战争，阿多尼斯不得不流亡法国，开始了半生的旅居。

　　“他属于一个国家，却无法在其中居住；他居住在一个国家，却无法归属其中。”阿多尼斯用诗歌描述其中滋味，“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在即将动笔的自传中，记录下自己在叙利亚坐牢的内容。“尽管那是我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阿多尼斯仰着头说，“但我不会写出来，因为那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侮辱。”

　　“哪怕这个国家有一个人爱我，或者我爱着其中一个人，也会让我忘却所有的痛苦。”末了，这位诗人总结说。

　　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正在逐渐失去往昔的锋芒。据说，他近年来对阿拉伯现实的批判似乎鲜有以往那么激愤。对此，阿多尼斯无奈地表示：“因为我发现一切都不曾改变，也很难改变。我真的感到疲惫了，也不愿总是重复自己。”

　　只有在诗歌中他才能够找回自己。颁奖典礼上，他缓步走上台阶，在讲台上缓步片刻，然后挺直后背、放松四肢、甩头后仰，满脸绽开明亮的笑容，最后轻轻闭上眼睛，开始朗诵诗。他表情宁静，好像漂泊许久之后终于回到家乡一样。

　　本报记者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