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历不高，却熟读古文典籍，他生活清贫，却始终不舍弃自己对考证甲骨卜辞的喜爱。人们或许不理解，在当今的社会，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读完一本又一本枯燥无味的“大部头”的，而他却沉浸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怡然自得，陶醉不已。纵是周遭繁华似锦，只要身边拥有那些远古的文字陪伴，他始终都是恬淡而富有的。

　　琥珀山庄有一位“任师傅”，虽然经营着一家修车铺，却热衷埋头饱览经史子集，醉心甲骨卜辞考证，而且还摸索出一些“道道”来。他就是任文勇，一个热衷研究甲骨文的社区修车人。

　　考证古文颇有心得

　　认识任文勇是在一次读者日的社区活动上，当时他加入活动为人们免费配钥匙。当时记者上前采访他时，他竟语出惊人，“我喜欢研究甲骨文，我跟你们说说甲骨文。”随后他当即说出的各类典籍与文献，听得记者目瞪口呆。

　　任文勇爱好古文典籍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外表与一般摆摊修车师傅无异的他，投身古文研究已有二十多年。尤其对于甲骨卜辞的考证，任文勇十分热衷。

　　比如任文勇对人们耳熟能详的“纣王”一名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纣王”应为“绶王”。

　　据任文勇分析，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关于商纣王，今文尚书称“纣”，古文尚书称“受”；而《通鉴外记》中记载殷商纣王的大名为“帝辛”，小名叫“受德”。因为古代不读舌上音，而古文字中“寸”与“受”的写法非常接近，因此如今我们所说的“纣”实际上是“绶”在传写中出现的失误。

　　19岁开始博览古籍

　　任文勇1962年出生，是地地道道的合肥人，15岁初中毕业时因为钻研无线电的特长被征兵的干事看中，进入部队当了一名防化兵。1981年退伍时，年轻的任文勇对我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当兵时他已经读了部分古书，第一本就是竹简版的《孙子兵法》。

　　退伍后任文勇决心进行古文字研究。他在住所附近的公园广场认识了一位搞古文字的戴先生和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还有一位叫做石克士的老人，他们都对他钻研古文字的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那时已经九十岁的石克士老人还专为年轻的任文勇用宣纸写了一幅字，上面说“春风柳岸观鱼跃，狂易秋灯读异书”。石老告诉他要淡泊名利，对于古文的这份爱好不能丢。

　　多年过去，任文勇几乎每天读书的时间至少都在5个小时，多了7到8个小时。如今的任文勇几乎已读遍了“经史子集”中的前三类典籍。

　　热衷考证甲骨卜辞

　　“现在我的最大兴趣就在于甲骨卜辞的考证上。”任文勇这样告诉记者。

　　在考证方面，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问题。“半坡的刻符与甲骨文之间有内在联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缺环，以后该有发掘出土新文献的可能……”这是任文勇写在他手边的一本书上的话。

　　“现在学术界对于甲骨卜辞理论上、学术上研究的多，讲解甲骨卜辞出土历史的多，但真正进行甲骨卜辞文字考证的可以说越来越少了。”任文勇说。

　　殷墟出土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上有4000多个单字，已认出的有2000多字。除了认为“纣”应为“绶”；根据甲骨文的字形、上下文关系及其他典籍的佐证，目前他还认为他考证出了其中一个奴隶的“隶”字。

　　一边修车一边读书

　　任文勇现在的工作就是修电动车、配钥匙，他的修车摊就在琥珀山庄派出所的旁边。在这个露天的地方，他用一辆手推车装着他的一堆工具。只要天气好，他从早上八点即来这里摆摊，中午回家吃顿饭，然后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收摊。而他每天读书的时间，大多是在车摊上完成的。

　　打开任文勇的修车箱，一盒工具的旁边摆放了各类书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另一个布袋里还装着其他的书籍和一本厚厚的《资治通鉴》。

　　看到任文勇用粗糙的手指打开《资治通鉴》，密密麻麻的繁体字竖排开来，问他这些都能看懂？他说二十年前就看过了，最近没事再拿来翻翻。“现在还看不懂古文认不了繁体字岂不是玩笑？”任文勇翻着繁体的《资治通鉴》十分轻松自然。

　　推崇郭沫若的研究

　　任文勇谈读书做事最常用的话就是“要用平常心”， “搞古文研究要懂得考古并且耐得住寂寞”。

　　“上虞罗振玉、海宁王国维、四川郭沫若，中国历史上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卜辞以来，这三人的研究是三个高峰。郭沫若是在罗振玉、王国维的考证基础上对甲骨卜辞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现代人的研究还没有超过他的。”对于甲骨卜辞的研究他比较推崇的就是郭沫若。

　　“我研究甲骨卜辞完全是为了爱好，长期的坚持是希望能够厚积薄发。以平常心做平常事。现在甲骨卜辞的考证已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它是我日常的一份工作、一种乐趣。”任文勇读书喜欢直接在书上做记号与注释，他喜欢在书页的上面与下面——“天地头”，写下他的论据与感受。

　　因为没有较高的文凭和修车生计所迫，他很少能与外界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对于他的这份爱好，他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找到专家探讨。(江淮晨报 杜华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