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首开生死学专业

　　我在台湾办过两所大学，其中有一所大学在台南，一所在台湾东北部。台湾不缺大学，大学多得每个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还招不满。既然大学不缺，当我们要创办一所新大学时，必然是因为要提倡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一个新的办学方向。

　　我办的这两所大学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中国传统儒学的书院精神，在现代大学体制里复活。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开出“生死学”这门专业，一开始大家都有些惊竦，其实这里面包含儒家哲学，从人的生老病死延伸到医疗、护理的体系，延伸到社会的协助系统，帮助大家度过现代文明社会里人生孤寂的一段日子。

　　这样，生死学就进入到了整个社会体系中了。

　　后来，香港教育机构把生死学的教育移植到香港，在中小学提倡关怀生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生死学办了后，一些殡仪馆的人来找我，说能否办一个殡葬系，我说这个殡葬系办了有人来读吗？

　　他们不高兴了，说，你办大学就是帮社会解决问题，你要知道，我们社会出生率跟死亡率基本上是相当的，一个社会它的死亡率大概在一成左右。台湾有2300 万人，每年要死200多万人，而每死一个人，要看风水，看地、做坟……既使这些都不要，只做一个告别式，也要三五十万台币，200万人所费就是很大的一个产业了，跟台湾IT产业的产值差不多了。这么庞大的产业，却是一个没人管的产业，你不知道举行的葬礼仪式对不对，不知道哪一家的棺材比较货真价实，从业人员是否精通生死学……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办了殡葬管理班，后来台湾每个县市的殡仪馆，几乎都过来培训，反应是出奇的好。在这基础上，我们还为台北市政府编写了《市民通用丧仪手册》等。

　　现在的儒学研究者，一味在概念上做文章，把理论体系越做越精密，却忽略了儒学实践，忽略了儒学对当代生活的现实承担。而我们在做的工作，如建立健全社区大学体系，推广儒家式人格教育，为民众讲授生死学等课程，以儒家的生死观帮助现代人排遣心灵焦虑，以儒家的仁爱观、家庭观，促进现代人际关系质量的改善。这些工作既顺应了大众的迫切需求，也是儒学实现其“经世致用”宗旨的重要途径。

　　电脑阅卷的悲哀

　　现代人已丧失了原来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现代人越来越活在一个跟机器有关的社会里。

　　我考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电脑阅卷。电脑怎么去批考卷？大家都当一个笑话。可是这个笑话却有一个深层悲哀——就是人的思维，必须根据机器来作调整，否则就被淘汰。机器是我们人创造的，最后我们必须服从机器，这就是现代人伦理上的一种困局。

　　现在年轻人整天上网，跟具体人交往已经没有太大的能力，或者他已经觉得不重要了，因为在他看来通过网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人跟人的关系和人跟自然的关系如何重新和谐？工业革命以来，人对于自然，基本上是利用的。我们粗暴地使用自然，强调人定胜天。

　　过去人跟人的关系，是靠人际关系来互动的，是一种原始、自然的关系，但不是契约关系(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但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法律所“殖民”，也就是说法律已经介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你得不断地“割地赔款”——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不能随便管教小孩，因为对小孩怎么管教法律有规范；夫妻要结婚，要先签约，要写明离婚的时候财产怎么分，这是法律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姓

　　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所谓儒家型社会，不是光用理论、概念就能把一个社会改造成儒家型社会，这里面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比如我们现在都有姓，我姓龚，有人姓张，有的姓王，可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很多弟子都没有姓。比如子路就没有姓，因为他出身低贱。当时只有有身份的人才有姓。

　　普通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姓呢？是到春秋末战国初，这个时候贵族瓦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封地在分了再分之后，慢慢地就没有了。这样若干代以后，贵族只是身份上的称呼，跟一般平民没有区别了。贵族的瓦解，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然后，国家又支持这种贵族和平民之间身份的转换，比如商鞅变法就说不管你原来是不是贵族，只要打仗立了功，就可以做高官，这样平民就崛起了。我们都有姓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在欧洲也是很晚才人人有姓，日本就更晚。

　　贵族瓦解了，但中国的贵族社会还没有结束，平民还不能祭祖。一直到唐代中叶，在中国开始分大姓和小姓了，大姓叫高门第，小姓叫寒门，分成九等，看你的姓在哪一等。“乌衣巷口夕阳斜”，王谢子弟生下来就是富贵的。这种世族门第社会靠什么持续下来呢？靠的是官衔、读书，靠经学礼法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