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如何解决双方的争论，历史重担压在28岁的陈毅身上。陈毅一开头，就号召代表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清楚，想通过争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对敌。但此言一出，代表们又开始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陈毅宣布了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处分决定，并把处分决定写进了“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七大”上未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在红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无可避免会发生争论、分歧和经历曲折。陈毅在两位领导人发生分歧时采用“各打50大板”的做法，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七大”落幕前，通过了一个决议，并进行了前委选举。选举结果一半对一半，陈毅立即声明，他投毛泽东的一票弃权。关于这些，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说：“这次近乎‘夺权’的会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七大”不欢而散，但人散曲未终，分歧依旧，矛盾依旧。红四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但他走了，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

　　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了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正式上报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气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朱德赞成毛泽东的策略，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老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留闽西，一部分部队离闽西”。朱毛合作已久，配合默契。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可能毛泽东觉得说话太过刚硬，又机警地说：“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

　　前委会议后，陈毅到上海如实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

　　在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问陈毅：“你说实话，毛泽东如何？”

　　陈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