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公报社成平津地下党联络站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断到天津大公报社找我，多数是开个“路条”到沧县泊镇去，因为当时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同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回北平都要想办法多拿点华北“剿总”的便信笺。有这么一张信纸，陈塘庄附近的国民党岗卡见了就放行。有时这些同志缺少路费，我就给他们凑足。那时，觉得为党、为同志做一点事，心里特别痛快。

　　3、我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李炳泉同志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我将能观察到的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