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林，1920年3月出生在巴县磁器口华康丝厂的一个职员家庭，14岁时在重庆浮图关外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读书。

　　周老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36年参加“重庆救国会”，是重庆首批“秘密学联”主要成员。解放前夕，在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统战工作组工作。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统战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曾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解放很平静

　　潜伏工商界

　　1949年秋，全国大部分地区逐渐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时，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重庆城区的解放，并不像很多影视作品描写的那样激烈，甚至可以说“很平静”。因为经过多年战火磨难的重庆人民渴望和平，渴望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因此他们欢迎解放军。而解放军进城秋毫无犯，市面并没多大恐慌。

　　解放前夕，我的党组织关系一直属于中共重庆市委管理，但工作关系却在重庆“统战工作组”。因为按照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指示精神，南方局的党员尽量不与地方党组织过多接触，这是对敌斗争策略，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我的组织关系。抗战期间，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就到重庆均益公司工作，出入于上流社会，因此不少人以为我周永林发“国难财”去了。

　　抗战胜利国府还都后，中共南方局撤离重庆搬到南京，改设南京局，同时在重庆成立了四川省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原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不交四川省委，成立“统战工作组”，由南方局改设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我是“统战工作组”成员，主要工作是利用合法身份，接触重庆的工商界人士，搜集重庆的经济情报，团结进步民主党派，加速国民党政府的瓦解，为解放后建立政权作准备。

　　争取民族资本家

　　支持建设新重庆

　　很多人都知道川东地下党的事迹可歌可泣，为迎接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经南方局安排潜伏下的一批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在迎接重庆解放中起到的重大作用。我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我本来学农学，毕业不久，就到当时重庆较大的均益公司做职员，从此进入经济界。家父曾是均益公司董事长董其康之父的学生，师生情谊甚笃。在董其康的关照下，我很快成为均益公司的“红人”，逐渐升至公司“高管”职位——总务主任。

　　董其康的舅舅王汝舟是重庆工商界鼎鼎大名的信通钱庄老板，他还是重庆钱庄公会主席。也就是说，当时重庆工商、金融界的人多与王家过从甚密，我也经常随董其康出入其间。这种频繁的“业务往来”，使我认识了一大批工商、金融界的大亨和社会名流，比如重庆美丰银行老板康心如四兄弟等等。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很多工商界人士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出路打算。多数害怕有朝一日共产党得了天下就“共”他们的“产”，因此纷纷准备转移资金、转移企业。

　　我们统战工作组的任务就是稳住民族资本家，争取他们拥护人民军队解放重庆，支持人民政权建设重庆。因此，我们的具体工作目标就是：争取民族资本的资金不外流，工商金融界人士不外逃。

　　当时，重庆最有名的聚兴诚银行，老板叫杨灿三。这位大资本家思想比较保守，听说共产党马上要解放重庆了，他基本拒绝与中共人士正面接触，别人向他宣传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他也不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首先及时地将资本家按性质划分不同类别，区别对待，即对官僚资本没收，对民族资本保护。这就让包括杨灿三在内的民族资本家吃了个定心丸。其次是我们组织对杨灿三现身说法。那时天津已解放，重庆的另一家大企业川康银行天津分行没有外逃，而是留在了大陆。这对杨灿三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就动员川康银行天津分行回到重庆的人去做杨家的工作，告诉他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具体做法。三是那一时期，我们经常组织召开座谈会、报告会，与他们联络感情，向他们宣传政策。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杨灿三和聚兴诚银行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杨家有五大房，其中第五房在香港，产业做得很大。到了重庆解放前夕，第五房就要求杨灿三把重庆企业的资金调到香港去。杨灿三拒绝了抽逃资金的做法，他本人也没有逃往国外境外，而是主动留在了重庆。杨灿三的态度，对重庆的其他民族资本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示范效应。

　　作为潜伏重庆的地下党，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按照党的要求，通过艰苦的工作，重庆工商业、金融业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特别是没有一个企业家跑到台湾去，也没有一分钱资金外逃到台湾、香港。同时，我们还为二野占领重庆、接管重庆搜集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情报。这样就为我们党执政后迅速接管建政、稳定西南的经济，巩固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群众基础好

　　多次脱魔掌

　　1937年，我在重庆读高中,同班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叛变后给整个川东党组织带来巨大损失的刘国定。1948年4月，刘国定被捕，后叛变革命，供出了一大批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地下党员，重庆市中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夫妇也相继被抓。李文祥在狱中熬了八个月，也叛变了。这样，李文祥又供出一大批地下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我。大批我党优秀党员遭到逮捕，枪杀。刘、李等的叛变，导致川东党组织遭严重破坏。

　　李文祥叛变后，就带着特务到处抓人。我记得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很冷，我在小什字蓝家巷公司总部上班。突然来了几个人问公司的门卫：周永林在不在？有个叫王道生的在场，看到几个陌生人打听我的消息，就警惕了，回答说，你们找他干什么。几个陌生人答，我们要买房子。当时王道生就对这几个人产生了怀疑：既然要买房子，为什么白天不来而要下班的时候才来呢？看来不是好人，因此就回答那几个人“不晓得”。那几个陌生人便离开了。王道生立即到办公室告诉我，我就意识到“出事”了——幸好，那几个特务听说我不在，以为我听到风声转移了，没进公司搜查。其实，我能躲过这一劫，主要是我平时注重做周围人的思想工作，群众基础好。王道生是个厚道人，为人谦和，老板看他敦厚，就让他做自己的“长随”(跟班)。我平时常与他聊天，向他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宣传进步思想。因此，他有当时的机警，也与平时我与他的交往有关。

　　后来我还被抓进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次。因为特务监听了我的电话，涉及到我们准备应变的一些事情。我们公司的老板就出面，花钱疏通，说我们搞金融业的当然要了解局势，应付各种可能的变化。国民党就把我放了。

　　寻烈士遗物

　　至今能背烈士诗

　　我庆幸自己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还能为解放重庆和建设重庆做工作。但不少战友为了伟大理想而在胜利即将到来的黎明前，倒在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

　　我们统战工作组成员黎又霖、陶敬之两位战友，就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重庆解放后，我得知他们的关押地点，立刻就到白公馆渣滓洞去找寻烈士的遗体。60年过去了，至今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陶敬之烈士牺牲在渣滓洞，我们去找他的尸体时，看到监狱的房子都烧光了，还在冒烟，院坝里摆满了烈士的遗体。空气中散发着浓烈刺鼻的尸臭。陶敬之的尸体已烧得模糊不清，我多次打听才找到。看到昔日一起工作生活，有说有笑的战友，如今再也无法复活，怎能不伤心落泪！

　　黎又霖烈士被关在白公馆，是被拉出去枪毙的。经当地一个工人的指引，我找到了他被囚禁的地方，那是一个地下室，很潮湿，里面全是地铺，一片狼藉。我也不知道黎又霖是哪一间铺，只能一间铺一间铺地挨着找。终于在一间地铺的褥子下，我翻检到一张巴掌大小的土纸，上面原来写着两首诗。时隔60年，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土纸上的诗句，包括铅笔手迹的样子。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推不中未全输，锒铛频向窗边望，几日红军到古渝。”

　　下面是签名和时间“又霖　十一月廿五日”。

　　这是黎又霖烈士就义之前的最后呼唤呀！60年了，当初的情景在我脑中，仿佛昨日发生的一样。

　　后来，我把这件珍贵的文物送给了歌乐山陈列馆，据说，现在还在展厅展出。

　　理想比天高

　　信仰力量坚如铁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个宣言号召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就是受这个宣言的影响，于1936年参加了“重庆救国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8年4月，我年满18周岁，经党组织批准，由党领导的“秘密学联”成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候补期(解放后，革命工龄从1936年算起)。从此，我的人生道路也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

　　“革命理想比天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那样的牺牲中走向胜利，归根结底是我们有远大理想，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