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及时为党组织送去情报，使部队安全转移并侧击敌人

　　“当时情报站还有刘世英、赵树林、崔配喜、李慕紫、李星林、我妈妈王建淑和叔叔祁士义。当时都有外号，我清楚地记得刘世英叔叔的外号叫刘大嘴。白天，父亲和情报站的叔叔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夜里在我家秘密开会，及时把情报送到清丰单拐的司令部和解放区。听妈妈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睡熟的我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祁葆珠说，在离新乡20多里的解放区，直接与交通情报站接头的是八路军负责人唐记(曾任焦作市市长)和刘德昌(曾任新乡法院院长)。

　　祁士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郑州铁路客运段长)二胡拉得很好，他和李慕紫经常以联谊名义约国民党特务一起搞乐器合奏，实际是探听军事情报，及时传送到解放区。李星林是著名中医，他以看病为掩护传送情报，祁文山还多次带他到解放区给新四军首长看病。

　　“新中国成立前夕，八路军就要攻打新乡市了，枪声炮声连成一片，此时，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属先转移。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母亲带着只有5个月的我同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逃’。母亲抱着我坐在又黑又热的闷罐车里，一路受尽了苦难，当时我年幼体弱生病拉肚子，险些丧了小命。”祁葆珠说。

　　据刘世英介绍，1948年12月的一天，他从国民党40军三一六团团长庞庆振口中得知，敌便衣谍报人员察知我解放军某部四五百人驻在大召营西南一个村庄，敌计划用三个团的兵力，以三一六团为主攻团，企图吃掉这支解放军队伍。“祁文山得到情报后，迅速派狗不理包子铺掌柜高士林(我地下情报人员)将情报送出去，使我部队安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回撤时又遭到解放军侧击。”

　　1950年

　　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新乡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继续“潜伏”

　　1949年全国解放了，经组织批准，祁文山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他将要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并已经打好了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平原省，河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祁文山服从党的决定，全家就留在了河南。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秘密潜伏下来很多特务。于是党组织决定，祁文山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隐蔽“潜伏”下去，而且家里继续做隐蔽侦察点，祁文山的妻子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为祁文山潜伏做掩护。

　　1950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党决定让祁文山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与他们称兄道弟，“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心”，并常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使他们对自己毫无防备，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当时新乡公安局局长是李孝康，侦查科长是石英才(后曾任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石英才“提审”祁文山，与李孝康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破获了这起反革命暴动。

　　祁文山后来曾对孩子们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