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青年作家、评论家论坛日前在广东珠海举行。面对当下文学面临的诸多考验和危机，论坛的主题聚焦“文学:回到思想前沿”。“文学如何重振思想能力？如何回到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想的前沿？如何在众生嘈杂中真正参与与时代、生活及我们个人的争辩？我个人认为这是大问题。”论坛主题的提出者、《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如此阐释论坛主题提出的现实背景。这一问题引发与会作家、评论家的热烈讨论。

　　整个研讨过程中，尽管有作家旗帜鲜明地表示“文学首先是艺术”。但显然，当下文学的思想力问题指向的是文学如何以自己的路径和方式，与时代、读者建立血肉关联，直指人心的呼应关系。

　　1 现实:思想力匮乏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读者还是我们自己，都怀有一种深刻的不满足。”李敬泽感叹，“不是说当代文学没有成就，即使是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的看法上，当下文学已经比80年代走得更远，而且卓有成效。”然而一提起当下文学，我们还是觉得不如80年代，“这里有记忆的惯性在起作用，但客观地讲，其中也有很多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在他看来，当下文学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有一个重大差距，经过三十年回过头看，80年代的文学很多都是不高明的，但文学和读者、文学和人民之间确实有一种血肉关联，直指人心的，非常强烈、尖锐、直接的呼应关系。文学处在时代思想的前沿，在认识时代、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时，文学提供了最新锐、最直接的观点和眼光。在这个意义上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对很多人的生命产生过非常深远、深刻的影响。

　　“现在，文学是不是还有这种力量？”李敬泽说，当下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基本没有发言权。我们有方方面面的危机，但其中最重要的危机是，我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在思想前沿？我们是不是已不能够对这个时代事关民心的问题给予有力的表达？“这一方面事关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事关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同时我觉得，也事关文学自身的根本责任，就是文学如何再建立起与这个时代的读者、民众之间直接的、迫切的、有力的精神关系，对这个时代作出自己的解释。”而“面临当下如此复杂的时代和经验，很多文学家几乎没有什么思想能力”。

　　评论家梁鸿也在发言中说，有人说鲁迅是一个强硬的生活者，是因为他能够直接跟时代对接，相比之下，“我们的当代作家有点太过软弱”。

　　作家毕飞宇举例说，他健身后在公共浴室淋浴时，一个小伙子为逗大家开心，有时会光着身子模仿罗丹的《思想者》，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哄堂大笑。“当今时代最有效、最有喜剧效果的事情，就是对思想和思想者的戏仿和反讽。”他说，我们觉得谈严肃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件不体面的事情，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如何面对“思想”、如何面对“思想者”？在他看来，思想问题已经首先不是能力问题，甚至不是思想问题本身，它成了一个态度问题，要有勇气才能做到。“思想、思想者的处境如此艰难，文学尤其是有思想和思想者品质的文学当然会慢慢退化。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对于文学来说，强调思想非常重要。”

　　2 问题:思想惰性？

　　李敬泽谈到这样的情况:在看来稿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作者的文字很好，人物关系设置、结构等都不错，但是对这个时代、生活的看法基本上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大家已知的熟悉的东西，“作家在轻松地、习惯性地发泄”。

　　对于当今中国文学思想性的缺失、作家思想能力的衰退，评论家张清华认为原因有二:首先是文学创作主体——作家和批评家们集体地和时代、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解除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思想性强，就是因为跟现实的紧张关系还在，作家在身份上更多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批评者。但是当一个作家从时代获益很多，渐渐不与时代保持紧张关系时，他的思想能力的保持就变得很艰难。

　　其次，个体的成长也导致了这种衰落。他认为作家到了中年以后思想状况都面临问题。现在大部分“经典化”作家、诗人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身份有了，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思想的欲望、思想的穿透力就出现问题。”“作家的中产阶级趣味，正是思想的敌人。”

　　评论家邵燕君则直接将文学思想力的匮乏归结为作家的“思想惰性”。她谈到，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个人化”是有思想性的，是与此前文学被政治化的集体对抗的反向努力。如今作家笔下的个人不再是思想的个人，“他的个人与他人无关，个人写作与大众和小众的生命焦虑无关，他的写作不再有真正意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且，思想的匮乏不仅体现在小叙事中，“近年来我们看到图解历史的‘史诗化’书写，更明显地感到作家在针对时代大变迁，重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重新解释历史的时候，思想的疲弱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在我们面前。”

　　以很多知名作家作品“用民间常识支撑历史叙事”的倾向为例，她说，当代文学回到民间有两次大思潮，一次是新时期初回到基本的人的生命需求，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长期的激进革命的背景，这个时候的“回到民间”是有政治反抗性、思想性的。今天再一次把此作为重大历史叙事的基点，确实是出于一种思想的惯性和惰性。”

　　在她看来，今天很多作家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其实是上世纪80年代已经确立的一种主流价值形态，而今天的作家还把这种形态作用作为一种新的资源，还将之当作一种反抗的姿态，似乎认为反抗现实主义的叙述是一种勇敢者的姿态时，“我觉得很悲哀。如果这种姿态是为了获奖还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他不知道这种思想已经很陈旧，没有纳入新的疑问和思考，仍然认为这是真理。这是今天某些著名作家最大的悲哀”。“不能够跟思想的前沿结合，作品被无意识统治的一定是旧的意识形态、一种过时的思潮、一种老百姓都知道的东西。而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反对、反抗常识，为这个社会带来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今天重提这个话题非常必要，不仅是为从思想上提供资源，也是为艺术提供真正的活力。”

　　张清华在发言中提及的疑问也引人深思:“我们对思想的要求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以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他说，余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写下《活着》，他自己说“我毫不怀疑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张清华也认为，余华从一个侧面写出中国的历史，写出了历史背面发生的故事，深刻地抒写了中国人的死亡记忆。但是后来，小说《兄弟》推出后遭到广泛的质疑和非常严重的批评，而后又得到了肯定，余华说“上半年风雪交加，现在终于雨过天晴了”。“我也在反复想，《兄弟》到底有没有思想性？”

　　在他看来，作品是否有思想力，在某些时候成了“你的思想能不能得到某种见证，或者得到某种正确的解释，得到读者某种正确的认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作家身上，还是出在时代身上，或是出在读者身上，但总归是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

　　3 出路:如何重振思想力？

　　对于文学思想力问题，部分与会作家表示，文学首先是艺术。毕飞宇在发言中提到，昆德拉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适合于小说家:“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小说家，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的思想体现在他对人、对人物关系、对婚丧嫁娶、对酒席及对茶、茶杯的仔细描摹中。

　　梁鸿也谈到，文学与思想血肉相连，思想不只是材料、立场、观点，它与各种文学要素构成作品的肌理。

　　评论家施战军在发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目前中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思想饥渴症”，这很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我们今天的确存在文学缺乏强有力的思想、引领潮头的思想、启人心智的思想的问题，但是是否呼唤思想，文学就会出现思想呢？”他说，思想饥渴的另一方面是“问题焦虑”，把思想缩略为一种问题，这样会适得其反，回到“五四”时期出现的那种“问题小说”，这样将非常可怕。

　　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最大的收获是实现了艺术上的多元化、多样化。从艺术出发去寻找思想，这是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巨大转变，甚至超出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不能仅仅从小说的一个方面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历史和时代主流话语丧失了那种基本的艺术的东西，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是目前作家思想缺乏的表征。”在他看来，“文学的思想不是在重大主题的反思和抒写当中，而是从微小角度切入到文学当中。”他认为，需要既有文学独特角度又有正常人类眼光的作品，文学思想才能产生。他呼吁综合型的作家，即“智商、情商等都很高的作家，重新建立与思想的连接”。

　　对于如何重振思想力，评论家谢有顺表示，作家不能仅满足于观察、记录，还应该是一个体验者。在他看来，“体验”是20世纪以来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最重要经验。在现有文学里，太少看到作为一个孤独、无助、脆弱的人在当下的体验，而这种“创伤经验”是20世纪以来文学存在的意义，为高歌猛进的时代提供了另外的价值。但是在这一点上，当代文学中很难看到这样的作品。相反，看到很多得意和抱怨，为自己的成就得意，为自己的某种写作方式得意，这种得意和抱怨弥漫在整个文坛。

　　在他看来，绝大多数伟大的写作其实都是失败主义的写作，他不过是证明这个世界上人的失败，他无力回答、承担这些问题，他背负着困惑和重担在写作，包括鲁迅。

　　他说，当站在绝境意识上写作时，思想才会被体现出来。“我该如何活着，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巨大的复杂的现场？当这些问题提出来，思想可能就开始成为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会在写作中发生作用，具体的作用是，使你对所要书写、表达的当代生活有一种辩论的欲望，在其中发现和呈现新的可能性。生活不仅是这样的，还要追问生活可能怎样。”

　　“没有这种思想认识，如何与生活辩论？”他认为，很多作家写当代生活有一种屈服性，成了一个被生活奴役的人，或被巨大生活信息淹没的人，这就在于他没有与生活辩论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要重新获得思想，从体验的角度来进入，重新获得体验者的认识，重新获得绝境意识，并且通过这种绝境写作获得与生活辩论的能力，这是根本。”

　　梁鸿认为，作家如果只展示一般的民众性的情绪，没有意义。作家应该提供新的想象空间。另外文学思想的品质问题也值得思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那种“狂欢化”、“审丑”、“下半身化”都非常普遍，它们解构了时代的大历史，但还缺乏一种建构性的东西。

　　研讨会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南方文坛》杂志社、珠海市文联、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珠海市作协共同主办。张燕玲、李洱、龙一、侯马、邱华栋、冯唐、田耳、霍俊明、张莉、李云雷、冯晏、卢卫平、邰筐、熊育群、申霞艳、黄咏梅、魏微、盛可以、东紫、东君、李铁、朱山坡、徐则臣、杨庆祥、马小淘、颜歌、蒋方舟等四十余位作家、评论家参与研讨。

　　作者：陈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