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万里的凤阳之行
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来说,不过是极平常极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天,和以往的无数个日子一样,他正领着来自苏、鲁、冀、浙、皖五省二三百个农民弟兄,忙碌在凤阳县轧花厂打包车间的建筑工地上。那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一栋七十九间房的三层楼。他不可能会知道,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这天,抵达省城合肥,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这种变化,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尽管,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迈的唱腔,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八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组合拳”,很快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历时二十多天的这次调查,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的班子中,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了。早在1954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就是说,十多年来他一直就是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的负责人。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二十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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