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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将“文以载道”思想表述为一种文人传统的时候，人们容易认为那只是一种积习。事实上，并不是传统积习导致了李普曼和梁启超的不同，而是政治文化环境

　　李普曼和梁启超的差异

　　文/长平

　　报业的文人传统根深蒂固。英国早期报纸，如18世纪阿狄生和斯梯尔所办的两份报纸《旁观者报》和《闲话报》，内容基本上都是文人的杂文和随笔 。中国报业的文人传统则一直延续至今。

　　有学者就同为20世纪初中美报业巨擘的梁启超和李普曼作过比较研究，认为一个是热情的殉道者，一个是冷静的旁观者。李普曼强调，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梁启超则认为，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的章程中，“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梁启超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文人，以道德文章经世济用。而李普曼的形象，过去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和梁启超并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这样的比较，人们反倒觉得有些陌生。因为，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近现代历史，中国都没有诞生李普曼所代表的思想——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滥觞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从《纽约先驱报》提出“提供一幅世界正确的图画”、《纽约时报》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到1947年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确立了媒体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新闻专业主义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党派而独立存在，在报道上客观中立，在评论上理性持平，在经营上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新闻专业主义以“公共服务”为信念，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中国现代史上最接近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报刊当数储安平于1946年创办的《观察》。他在发刊词中说：“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并为刊物拟定了四个基本信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样的立场和信条都很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评论规则。然而，《观察》的作者中，大多数人脑子里并没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遵守的仍然是“文以载道”的文人传统。而且因为这是一本评论刊物，并没有专业新闻报道的内容，所以并没有带来新闻观念上的变化。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才传入中国。一些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媒体从业人员开始了自觉的职业化追求。但是中国是否有了真正意义上符合专业化规范的职业新闻人，仍然是一个疑问。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看，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信息披露，一是舆论监督。一位美国学者说过，定义新闻比发现新闻还难，因为它不需要定义。谁都知道，新闻就是新消息，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过去发生而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个朴实的定义就决定了新闻的基本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这个需求被越来越重视，直到把它当做言论自由，从而又和获得真理联系起来。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就认为，禁止新闻自由的不幸，“就在于它堵塞了获得真理的道路”。

　　谁也不能否认新闻人也是文人，新闻文体也是文章，因此新闻人仍然兼具传统文人的“文以载道”精神，新闻媒体仍然兼具道德教化的功能。但是如果认可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那么就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如李普曼一生的主要焦虑是，报刊信息是否造成了一种“模拟环境”，从而影响了公众对其客观真实性的判断 ，而同为报人的梁启超则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当我们将“文以载道”思想表述为一种文人传统的时候，人们容易认为那只是一种积习。事实上，并不是传统积习导致了李普曼和梁启超的不同，而是政治文化环境。梁启超自己也看得十分明白，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当这三大自由还遥不可及的时候，梁启超如何能够奢谈新闻的零度介入呢？

　　当下的中国媒体，面临的是一个畸形发达的问题，是前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匮乏与泛滥所造成的混乱。媒体从业人员既要担当传统文人的道义，又要追求现代新闻专业主义，还要适应后现代的信息消费主义。★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