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代表团一到联大,出现什么情况?

　　周:我们一到,联大原定的议题就停止了,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都上台致欢迎词,有的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有的说,联合国没有中国的参加就没有代表性,解决不了世界上任何重大的问题；还有的说,中国的参加使联合国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国……接着,乔冠华发表了讲话,全面阐述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台下反应非常热烈,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乔冠华讲话后,各国代表排着很长的队伍一个个上前与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这一天后来成了联合国的“中国日”。

　　记:听说当时美国媒体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是吗?

　　周:报纸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的某人是“美男子”,等等。美国各界寄给代表团的友好信件也很多,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的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乔冠华舌战超级大国代表

　　记:好像现在的联合国比较沉闷,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会那么热闹?

　　周:是的。当时联合国的形势非常复杂,超级大国想控制联合国,而第三世界国家要反控制,而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主张。在那个年代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他们敢于仗义执言,不畏强权,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视为自己的事。他们表现的这股浩然正气,就是世界走向进步的反映。

　　中国加入联合国后,与不结盟运动、非统组织和77国集团等相互呼应配合,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斗争,打破了超级大国对联合国的操纵。有的国家代表说,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的那些年,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办好事最多的时期。

　　记:美苏两个大国既是对立的,也是勾结的,在联合国生出一些事端来。

　　周:最精彩的一次斗争是在1973年10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苏两国提出的关于监督中东停火的决议草案。美苏与联合国秘书长达成协议,不经过各国发言就表决,企图阻挡其他国家表达意见。

　　我们觉得决议草案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立场,表示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却立即要求表决。这时,乔冠华敲了敲面前的水杯,马立克说:“我们(指苏联、美国)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吗?这次会议不安排发言!”

　　记:在联合国这么蛮横,现在不可想象。

　　周:乔冠华非常恼火地说:“你们怎么能随意剥夺我们的发言权呢?”他又敲敲水杯,高声说:“中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没有人能够剥夺我们的发言权!”马立克也敲起水杯,气急败坏地说:“讨论可以在表决后进行。”“马立克先生的话完全没有道理”,乔冠华大声地发出抗议。这时,会场充满火药味,会议主席只得宣布休会。

　　记:这种场面好像很有戏剧性,如同赫鲁晓夫敲皮鞋一样。

　　周:休会期间,会议主席同意乔冠华在下午的会上第一个发言。

　　乔冠华强调:“中国坚决反对把联合国安理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任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做法。我们认为,这是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家极大的不尊重。”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都登出了“乔冠华大战马立克”的消息。

　　一瓶茅台催出联大发言稿

　　记:您年青时很有酒量,与乔冠华有得一比吧?

　　周:我在1997年之前,一次差不多可以喝一瓶茅台酒。我和他有时边饮酒边谈辛稼轩、苏东坡,但最难忘的一次是为邓小平同志1974年出席联大会议做准备的那次。

　　我记得那时我回国休假。当时,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很弱了。于是,毛主席点名邓小平同志率团出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虽然江青跳出来反对,主席仍然坚持。

　　小平同志找乔冠华来写发言稿,乔冠华又拉上我和另一位同志。小平同志指示说:这次会议除了讲经济问题外,我们还要宣传毛主席的“三个世界”思想。会后,乔冠华就拉我们到他家去。我们仨一边喝酒抽烟,一边出点子,一直聊到深更半夜,一瓶茅台酒也喝完了,大概形成了稿子的纲目。在宣传“三个世界”时,重点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

　　记:你们喝着茅台,通宵为邓小平赴联合国演讲拟稿。那段经历好潇洒!结果,小平同志那次在联大发言的效果很好。像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对不太了解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起到积极的作用。

　　周:是的,中国重返联合国可以说是新中国外交的转折点。一方面,西方国家过去除法国之外,其他的都极少与我国来往。这之后,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位,其他国家就不必说了；另一方面,中国利用这个舞台,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到一起,特别是过去不敢与我国来往的拉美国家。所以说,中国入联后就迎来了与世界各国建交的高峰期。

　　双手合十回避与彭定康握手

　　记:您还曾任职中国驻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大使馆10年之久,您的诗词《六十述怀》中说:“持节走四方,幸未辱国命。”后来,您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中,肩负主帅重任。你这首诗中说:“湔雪百年耻,港澳当其首。谈判任首席,折冲供趋走。”

　　周:中英谈判严峻复杂。在谈判台之外,英国人打“民意牌”,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在社会上制造恐慌。

　　记:中英谈判与中葡谈判截然不同,前者似乎历经艰难险阻,后者除了在关于澳门回归时间有一点争议,基本上较为平静。

　　周:是的,英国老谋深算,步步为营；葡萄牙则随意多了。具体对手也是如此。

　　记:特别是彭定康,你们斗争得很激烈。每天从电视上,都见到您和他都说些针锋相对的话。

　　周:他因为之前在本国政坛失意了,来香港要积累政治资本。中英在谈判过程中风云变幻,到第17轮谈判就完全破裂了。本来,立法会可以坐上直通车,一直到回归之后,但结果形势逼得我方另起炉灶,建立了临时立法会。

　　记:那您与彭定康个人如何相处?

　　周:到后期,我与他已经无话可谈。除了在国庆酒会上,我们按礼仪碰杯外,完全不会有来往。那段时间,已经在野的撒切尔夫人访港,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吃饭饮酒,但我避谈政事。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想替彭进行游说。当时的港英政府也有人想宴请我和彭,以创造机会让我们聊聊,但我一口回绝说:“不必了。”

　　记:你们有一次在香港大屿山碰过面吧?

　　周:那是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有赵朴初先生出席,我与彭在那里相遇了。之前,彭定康先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他伸出手来表示“友好”,我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他只得收回手去,同样双手合十。当记者要我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我临场发挥地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记:您这一辈子,去过许多国家。最喜欢的是哪里?

　　周:我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及香港,算算大概超过30多年。我最享受是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日子,既有美丽的风景又有古老的文明。

　　记:那您还想去哪里?

　　周:我现在年龄大了,别的地方不想去了,只是想去宝岛台湾看看。如果可以成行的话,首选地点就是台北故宫,可以搬把小凳仔细看上个两三天(他家墙上,挂着南宋书法家宋琚的条幅和一幅明代文征明的绘画。这是台北故宫的复制品,是他女儿去台湾开学术研讨会时买回来的)。 ●南方日报记者朱正红林亚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