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6版)

　　两院新增院士，有如此多的官员并不稀奇。院士变“院仕”，其实是现实学术生态的缩影。在大学分成若干行政等级，研究机构对应行政级别的情况下，这些学术机构的学术领头人不“官僚化”才不正常。因此，剖析院士变“院仕”，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

　　在“院仕”们中间，不排除有一些学术水平达不到院士水平的滥竽充数者。但绝大多数身兼官职的学者，他们本来就是学术领域内的领军者，所任校长、院长、副院长等行政职务实际上是对其学术成就的承认。而且，大学里的这些行政职务，事实上主抓的还是学术业务，至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大都有专门人员去处理。正如老北大的几位校长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他们虽为人文学者，但哪个不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再如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他是著名经济学学者，又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还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可见，一流学者、院士或学或官或官学身份集于一身并无不妥，院士创业成为董事长也是可能的。

　　关键是，如果说仅仅是荣誉称号的两院院士被异化，成为沽名钓誉和牟取仕途功利的工具，那就成问题了。一是某些身居官位的学者可以凭借身份和资源之利更容易牟取院士称号；二是某些学术商人可以利用金钱等方式获取院士之名；三是某些真正的饱学之士成为院士后可能会被所在单位“变成”校长和院长。因为这既可提升学校的影响力，还能暗升学校的行政级别。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所言：“普通大学是局级单位，而院士是副部长级别。院士当校长，学校好像也相应地升了半级。”

　　因此，之所以老北大和海外名校的官学不分不是问题，是因为不存在官学一体的体制。而目前的院士变“院仕”被人诟病，则是由于体制弊端。因为学术机构的行政化，学者的身份必然尴尬。因为体制所致，不仅导致了职称(如教授)、校长可以兼得，甚至可以获得两院院士的荣誉。学者也是血肉之身，当然难以抵御这些诱惑，这也才会有学术腐败屡屡发生。

　　更重要的是，由于两院院士不是职称但比职称更高、不是官职却比官职更诱人，两院院士纯粹学术荣誉的血统才变得不那么纯净。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时，选聘院士96名，到2003年，达到663名。10年，工程院院士膨胀了近7倍。

　　高校和科研单位行政化，科研人员官僚化，是体制使然。建构在这一体制上的两院院士，当然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了官僚化的积习。破除这一困局，关键是体制更新。让学者们可以大胆担当学术机构的官员，享有院士身份也不会带来公众怀疑。还有就是，既然两院院士只是学术荣誉，就不要和待遇挂钩。没有了功利羁绊和利益诱惑，院士的学术清誉才能得以保全。此外，两院院士遴选程序还应更加的公开透明，接受更为广泛的学界和社会监督。

　　张敬伟(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