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作家王树增130万字的《解放战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全景式地展现了“解放战争”全过程，笔下着墨最多的，是一名名普通士兵。如今，“60年大庆”走入了历史，这部“大庆”中面世的作品，走上了“人民文学奖”等多个领奖台，走上了年末各类盘点的书榜，同时，在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心中掀起了波澜。

　　在冬日的寒风与暖阳之中，王树增接受了本报专访。

　　-不崇尚战争，而崇尚英雄

　　人类有点奇怪：一直渴望和平，但商店里永远充斥着和战争有关的玩具，包括儿童玩具；每个民族，都推崇着战争英雄；王树增，从《朝鲜战争》到《长征》到《解放战争》，都绕不开战争。

　　他说，喜欢战争玩具，绝非人类天生“嗜血”，而是因为战争是人类竞争中最极端的状态。“再也没有比这更极端的了。抽象到生活中，可以是商战，可以是职场争斗，可以是你自己和自己的战争。但这些，跟战壕之中还是两回事儿。”

　　王树增称，自己写战争，绝无歌颂战争的本意。在他看来，战争有不同性质不同样式，但残酷，是共性。战争，是肉体和肉体的直接搏斗，是具有最大破坏力的人类行为。“战争，说到最后是生死，来得非常真实，无半点含糊。”——尽管存在“正义”、“非正义”之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歌颂战争本身。即便歌颂，歌颂的也是战争英雄。即便推崇战争英雄，也不是推崇战争，而是推崇英雄。战争这一人类生活的极端行为，最能激发人的英雄气概，而且能激发得最是鲜活。我写战争，是试图从这种极端环境中，寻找和触摸这种英雄气概。一个民族不崇拜英雄，这个民族一点出息都没有。”

　　因小算盘迸发个人激情，算不得英雄。

　　王树增留意到，“郁闷”，现已成年轻人中的流行词汇。他也心痛地看到，“我们有的孩子，上到博士，有一天想不清了，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为什么？不快乐。‘快乐’二字，是当下中国的奢侈品。而我见过快乐的人。昔日十几岁的小红军，现在八十多，牙没了，还唱歌。家住哪儿都能忘了，可歌词儿记得特别清楚。什么歌曲？红军歌曲。行军途中，可不光是唱‘打倒白匪’之类，‘哥啊、妹啊’的情歌都有。当时‘红小鬼’就那么唱着。没准下一场战斗他就没了，但唱歌的那一刻，他是快乐的。”

　　他说，长征途中，有一丝“利己”的思想，都走不下去。“走开，才‘利己’；走开，更方便活下去；哪怕我不走了，在这里当长工，都比‘走’活下去的可能性大。真英雄何所遇？是行走天地间，越来越真切的渺小感，但心中不能少了荡气回肠的东西。我们所崇拜的英雄，有一个共同点——‘利他主义’。因自己的小算盘，迸发个人激情，算不得英雄。”

　　王树增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有英雄情结和英雄基因。“只不过绝大部分时间，自己把自己灭了，没有时机爆发。”他说，一个人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要与个人的英雄特质结合起来，这个人就可能“被后人立成雕像”。

　　“这样的人，没事儿跳楼去？绝不会。心里有底气，有什么坎，过不去？即使天崩地裂，他也是一条汉子。”汶川地震，在前线的王树增感叹，那些“八零后”、 “九零后”的孩子，太可爱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不就说‘一代不如一代’么？但就那代人中的，走完了长征。中国好多朝代，都提‘垮掉的一代’，哪一代都没垮掉。这种忧患，有它的价值。但过于盲目的悲观，是不必要的。我们民族很有韧劲，犯不着枉自菲薄。”

　　-不讳言“也是写给执政者看”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就上海党建接受媒体采访时,向上海全市的党员干部推荐了一本新出版的书——《解放战争》。接受本报专访时，王树增不讳言自己的这一“大部头”，某种程度上也是写给执政者看的。“今天的执政者，你从何而来？现在父辈还活着呢，他们怎么过来的？从父辈身上，我们继承什么？”

　　王树增说，解放战争的结果，用军事理论去解释，是解释不通的，这已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谜”。“但看似不可能的，就‘可能’了。谜底在哪儿？当年百姓中流传一句话，‘最后一粒粮，拿起充公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共产党打下江山，没有百姓，成么？”

　　《解放战争》里有个词儿，是王树增从老兵那儿采访来的——“毁家支前”。“徐向前带领队伍攻打临汾城时，百姓出人、出力、出粮食。光门板，就卸下了26万块。百姓能藏身的，不就那个破家么？连门都没有了，那叫家么？凭什么？共产党号召，铲平世界上不公平。跟着你，我们日子有奔头！这时老百姓慷慨、大度，他们的胸怀，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宽阔的东西了。共产党一头扎进人民的怀抱，这就扎对了。”

　　-如果你心里谁都不爱，你就完了

　　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在王树增笔下，着墨最多的，多是普通战士。“也许这辈子就做了一点事情，但就这点事让我觉得荡气回肠，他就成了我心中一座高山。我们的历史观，就是人民创造一切。再精英，没有老百姓，你什么都不是。”

　　王树增称，这些体味，与自己下乡插队的经历有关。“1968年，16岁的我，到吕梁深山，知道了‘赤贫’是什么——窑洞，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就住在那里，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管那位贫苦的老太太叫妈。我的父亲母亲不知道上哪里去了，只知道到牛棚去了。每天下工，我要把家里水缸挑满。一个多小时盘山，才能担回一担水。挑来水，觉得心里踏实了，因为你帮干别的活干不来。无数次，待我回来，老太太招呼我到厨房，笼屉里全是野菜团子，黑乎乎的，唯有一个黄澄澄的，玉米面的。这是她趁小孙子不在，偷偷地揣怀里的。她叫我‘娃’。我接过来，玉米面馍还带着老人的体温，她看着你吃下去。见你咽下最后一口，她出去了。她以为这天经地义的。她心里没什么主义，就是天性中善良那一面。”

　　正是从那个村，王树增参军了。一天部队上接到一个电报：母病危，速归。“指导员训了我一顿，说是假电报，你家北京的，怎么这种话来自山西？我说，指导员，那就是我妈。我有俩亲妈，那是一个。没有她，我插队时就饿死了。指导员说，回去。赶到时，已经被埋了。两口大缸，对在一起，就是棺材。买不起棺材。”

　　在“亲妈”坟头，王树增大哭了一场。“我们都是普通百姓的孩子。对这些生我养我的百姓，最普通的人，我有天生的情感。”

　　《解放战争》130万字，王树增以山河结尾，从珠江水系，一直描写到东北。“我很热爱这份山河，这是埋你祖辈的地方。不爱它爱谁？爱你的血脉来源，爱这个民族种族。如果你心里谁都不爱，你就完了。”

　　-为离经叛道而离经叛道，并不是合适的态度

　　有人说，这几年，王树增一溜儿出了那么多书，是不是写得太快了。王树增说，大家只看到了“前后脚出版”，没看到“五本书，十五年”。王树增说，单《朝鲜战争》，就写了六年，“最初有人问我约稿。说一年写完。一年完了，我还在做笔记；三年完了，我还在做笔记。我写东西总用笨办法。”

　　这么写，他是为了“先让自己踏实下来”。十六年前，王树增就开始准备《解放战争》。当时，写小说的他不再写小说，“没了虚构的心境”。住广州的他，突然发现 “几乎人人都成了‘倒爷’。上至官员，下到中学生，都会问，今天你‘倒’了点什么没有？人的精神，流离失所。我很难受。此前我的小说都是理想主义小说，是成人童话。我总想这个社会怎么了？”

　　王树增说，自己的历史观“正统”，绝无“离经叛道”。“为离经叛道而离经叛道，并不是合适的态度。我写《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不是国民党怎么失败，而是为什么失去江山。被最穷苦的百姓抛弃了，这是很惨的事情。”

　　写作“战争系列”，让王树增见到不公时已不再抱怨。“一个人，如果沉于控诉，那个人完了。他不快乐，也不使人快乐，但于事无补。社会制度再合理，也会有不公。怨天尤人，没出息。我身上，全是伤疤。但细细品，生活还是给了我们很多滋养。生活更多还是慷慨的。”

　　若是读者读了“踏实了一点”，就满足了王树增所有的期许。“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我只是其中一种声音。”（朱玲）

　　王树增　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 朝鲜战争》、《长征》，长篇历史随笔《1901年》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