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在接受记者专访期间，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当下作家和作品的失望，甚至对于一些作家和作品被奉为经典或巅峰，感到十分不解。在他看来，当下的文学在技巧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并不是新鲜的，也没有生命的热度和浓度。 “现在被个别批评家‘飙捧’的作家，都散发着‘前所未有’的颓败气味。 ”

　　“阿来写的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是旅游招贴”

　　不久前，肖鹰到四川参加一个研讨会，会议期间看到了作家阿来的新作 《格萨尔王》，表示不忍卒读。 “我看过他的《尘埃落定》，写得很华丽，不过，我想说，真正的文学不能以华丽为标准。阿来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藏族文化，而仅仅是把藏族文化以奇观异景的方式呈现出来了而已，以玩赏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他写出来的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是旅游招贴，因为当中没有更深层次的挖掘，这样的文本是电视式的，是电视文学。真正的文学应该要面对媒体文化的挑战，作家写出来的应该是只有文学才可以表述的东西。目前，有很多作家都在效仿阿来，用做古董的方式贩卖文化。 ”肖鹰认为，文学不是不可以写民族性、地域性，但是，应该从中呈现出深刻的生活品质和人生的美来。

　　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一批优秀的作品，比如汪曾祺的短篇，还有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当下的作家我很欣赏迟子建的几个短篇。我欣赏那些对生活充满热爱和具有精致的情怀的作家。 ”

　　“《废都》和《檀香刑》被批评家追捧，只能表明在当下批评界，文学标准和个人标准都瓦解了”

　　让肖鹰不解的是，现在，一些在他看来丝毫不具美感、没有爱心存在的作品却备受推崇。 “比如贾平凹的《秦腔》，从表述方面来说，他的语言表达很圆熟，但是，我从中看不到一个站在中国文学高峰上的巨著所应该具有的品质和内涵。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琐碎的、低迷的、阴暗的、甚至猥亵的写作趣味。作家在对现实的苦难和困厄进行揭示的时候，心中应该怀着真挚的大爱，应该带着对社会、人生的悲悯和祝福的情怀。如果把《秦腔》这样的作品推崇为中国文学(小说)的高峰之作，既是很可笑的事，更是很可悲的事。《废都》在1993年出版时，遭遇到批评界、尤其是中青年批评家的普遍抨击，这是对的；其后被查禁，也是对的。因为这部书，不仅语言和结构仿旧，而且思想和旨趣酸腐，其中那种旧式没落文人的自以为是和淫逸幻觉，是完全违背我们现时代的人文精神的。现在，《废都》不仅被解禁，而且个别当年狂批《废都》的新锐批评家现在摇身一变，变脸成为飙捧《废都》的‘权威干将’。在这‘狂’与‘飙’的大转换之间，是这些批评家换了大脑，还是我们的文学标准、乃至于基本的是非观出现了问题呢？还有莫言的《檀香刑》，以把玩和炫耀‘酷刑’奇观为能事，我听到多位‘批评家’告诉我，《檀香刑》的‘文字了得’，是为数不多真正能‘留下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文字呢？要向未来的读者表明我们当下的文学是 ‘受虐臆想狂’的文学吧？我认为，《废都》和《檀香刑》这样的作品被批评家追捧，只能表明在当下批评界，文学标准和个人标准都瓦解了，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确实在整体上颓败了。 ”

　　“贾平凹的《秦腔》，写的是变态文学”

　　肖鹰说，文学是人学，首先应该呈现出对人的理解和真爱，而不是把人放在动物的角度来戏谑和玩弄，“《红楼梦》也在写悲剧，但是，在无可奈何的悲惨中，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美。 ”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们可以玩游戏、看电视、看电影，但是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心灵最精妙深刻的表达。中国文化有深刻的美，但是，我们从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却看不到这一点。作家应当从最惨烈的生活中看到最深刻的美。真正的中国立场是应该有希望的、有爱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存在很大问题。 ”

　　肖鹰以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为例提出，沈从文的作品叙事十分朴实自然，看似平常，但是流露出的是非常美的意境。 “而贾平凹的《秦腔》，这种作品，写的是变态文学、污秽文学。贾平凹是一位玩文字游戏玩得比较好的作家，他身上有太多中国旧式没落文人低俗的品质，甚至将其‘发扬光大’，在他的作品中弥漫一种旧文化在现代性中国腐败的气味。 ”

　　“王安忆从《长恨歌》之后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爱自怜的自我重复之中去了”

　　肖鹰说：“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局限于自身阅历，只模仿西方的技巧，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国作家缺乏内在的人性深度，不能带着反思的眼光去写作，永远都是作茧自缚的。我曾经很欣赏王安忆和张炜这两位作家，他们的作品，比如《小包装》、《九月寓言》等曾经令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两位作家。但是现在，我对他们后期的作品却十分失望。以王安忆来说，自从《长恨歌》之后，她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爱自怜的自我重复之中去了。 ”

　　“因为沉迷技巧、手法，这些作家不会有话好好说”

　　肖鹰对当下中国作家仍然沉迷于玩技巧和手法，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我发觉当下的作家似乎沉迷在这样一种情绪中：我使用什么手法就代表了我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因为沉迷技巧、手法，这些作家不会有话好好说，把作品和读者都当作游戏的对象。在他们的作品中，一切新鲜玩意儿都有，用陈晓明教授的话说，就是 ‘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当下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是工匠意识，以玩手艺为能事。他们不能消化自己的生活经验，而是用木匠做板凳的方法处理自己的生活。 ”

　　“阎连科是真诚地为民生写作的作家，但是，《受活》是一部‘板凳作品’”

　　阎连科是当代作家中十分关注现实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肖鹰对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批评。 “阎连科有社会关注的热情，有使命感，这点我是肯定他的。但是，《受活》这本小说却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不能超越生活，太重视技巧或者某种手法。我认为，《受活》就是这样一部‘板凳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形式阉割思想。陈晓明吹捧这部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我的看法正相反，阎连科没有这个‘处理’能力，他做的是用文学的钝刀把‘ 历史遗产’和‘当下现实’当木柴劈的工作。如果陈晓明用衡量樵夫的水准来衡量阎连科，这当然也可说是 ‘有能力处理’了。在我严厉批评《受活》之后，我与阎连科有一面之交，后来他读到我评论汉学家顾彬的一篇文章后，又与我有一次电话长谈。我认为，阎连科是真诚地为民生写作的作家，但是，我很遗憾地指出，陈晓明等人对他的似是而非的‘提升’，使他在精神上自我隔离，丧失了真正介入现实、透视历史的能力。我认为，这是当下批评对中国作家之误，非常可惜！ ”

　　因此，肖鹰发觉，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作家们不再是深入地，而是隔阂地消费着自己，技术性地不断重复着自己。

　　本报记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