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4样东西她特别敏感,人们发现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彷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周淑英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只好对她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几十海里,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儿!再跑快点儿!”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了,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无比从容和坦然。上岛后她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难耐,谁也讨厌。但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江青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害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4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儿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