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英气勃勃的笑佛

　　——怀念萧乾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萧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恍惚间，他如果还在复兴门外大街的寓所为我们开门，站在人面前的该是那个笑弯了眼睛的、挺着稀疏白发的百岁萧乾了吧。

　　我是在他最后二十年中认识他的。我在现代文学馆工作，他一个，冰心老一个，都是最热心支持巴金开创的文学馆事业的元老级人物。萧乾其时已是团团的脸孔，一说话先笑，不说话也笑，一付佛相。而冰心见了，便喊他“小饼干”！这是缘于汉字繁简所生发出来的趣语。“饼干”的繁体字是“餅乾”，萧乾本名“萧秉乾”，干乾通用，谐音即成“小饼干”了。七十岁的萧乾听八十岁的冰心大姐这样一叫，自然更是呵呵一乐。

　　不过我是先认识萧乾的作品，后见到他本人的。他那些小说、特写、散文、翻译，可并不给人什么“佛”的印象。他的初作《蚕》在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那是构思、意象都很突出新鲜的小说。他少年时代生活有亲友构成的西方基督教氛围，但他的小说《皈依》、《昙》却在批评宗教人物的虚伪。他不是个乖学生，中学期间组织互助团撒小册子被抓入狱，闹学潮与校方为难遭开除，在“辅仁”英文系与系主任发生冲突，后来才转去“燕京”，他一点不和气、不老实。他青年时代在北平，在二战欧洲战场，在英国、瑞士，都歪着头照相，是个有天分的调皮鬼的样子。他二十多岁乘火车到山西、内蒙踏访，到鲁西去采写灾民，我见过他在月台车厢前的照片，歪头笑嘻嘻。我由此知道了写《流民图》的记者是个不带地图就敢出游的旅人，是个富有朝气的、锐意进取的青年。

　　但我无福在他年轻时就认识他了。我认识的这位面带佛相的老人，似乎人已绵软，无法想像他在“文革”开初会有愤而自裁的那股气势。他服从家人的生活管理，绝好脾气。他对敲门进家的客人笑脸相迎，像个老好人。不过骨子里，他身上的棱角不减。他的书房表面上凌乱不堪，其实物有所属，各安其位，处处充满个性化的创意。他给我看过他的书桌抽屉经过放置搁板的改造，可以不弯腰而“秉笔直书”。他给我看过他的名片册，经过科学编目，可以瞬间找出全世界与他通讯者的名址。他说这是他长期从事职业记者留下的“习惯”和“传统”。他书房的上方挂着细绳子，写完的稿子、信笺，没有完工的稿件、回信，都用夹子夹着，琳琅满目的，伸手就能拿下来。到了圣诞、新年、旧历年，则挂满了世界各地的贺年片，五颜六色，像是撑起了万国旗。他的屋子哪里是放西方古典音乐盘子的，哪里放养小乌龟的，都有自己的位置。这个住所就像是个文字加工场，有信必复，邀他的稿子答应了一定写好。我的几本不像样子的书送他了，他都回信谈读感。我到新加坡去讲课，他主动替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他的外国朋友，让他们照顾我。后来有一封信没能投出去，至今还静静躺在我的萧乾来信的档案袋中。他对人便是如此的热。他在他的房间里就是如此热情高涨地劳作，一丁点都不显老态。他住的房子小了，又当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可以调到更宽大的房子了，但是他不搬，说搬家要把人搬死。他近九十岁时因病住进北京医院，按理可以住到与冰心、曹禺、陈荒煤、钱锺书一般的病房去，但开始不知为何没有住进去，他也就不搬了，安心地住到人生终了。对于他，房子是工作出力的地方，再简陋也比过去好了。他对写作、对生活的热情不按照年月计，不按照房子好坏计。看他晚年的照片一片生气蓬勃的，不然，他凭什么可以与文洁若译出天书《尤利西斯》来？

　　萧乾对于年轻人的热助，我深有体会。为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我将尘封多年的他给我的信打开重读，不禁感慨万千。这些信有的是针对我的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研究的。我出了书送他，他为说明“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设立，至少在动机上是没有为京派授奖的意思的，说：“最初京、海以及武汉的凌叔华都同意把小说奖给《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但他通过巴金向我表示不愿接受，所以才改给芦焚(师陀)。”他通过巴金女儿李小林去专门向巴金核实，在得到确切的电话回答，证实了自己的回忆无错后才执笔写此信的(1995年12月14日致笔者)。隔了十天，他又补充提醒我要注意1933年后实际并无公推的“京派领袖”，如有“应是杨振声”。(1995年12月25日致笔者)我赠他《京海晚眺》、《且换一种眼光》两集子，他都迅即回信，鼓励说“这样的学者型散文实不多见，望您的笔不要停下来”(1997年7月10日致笔者，还有1998年12月16日信)。他听说我1998年要赴新加坡讲现代报告文学，特意写来四页纸的长信，畅述一个二战战场老记者的直接采访感受。(1997年11月14日致笔者)他只是提供一个作家的具体经验，并不干涉我的讲稿。直到我讲毕归来，才要去我的讲稿细读，在来信中说：“我本应自己总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现在由您来做，当然更客观了。”(1998年6月1日)讲得分外诚恳。可叹我慵懒无限，不管是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都辜负了他的殷殷期待。我想到那几年每到北京医院他的病房去，都见他写作不辍的身影。连同文洁若老师，没有一天不是在翻译、抄稿、复信。病房就是他的写作工场，他的生活热力在这里没有减退过一分一毫。

　　我最末一次见到的，是他的录象。1999年1月，那天浙江文艺出版社首发他的十卷本文集，在北京一家饭店聚会。同时纪念他的90华诞，及创作70周年。文学馆也是筹办单位之一。萧乾不久前写过一篇散文名叫《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他好像在用生命执行着，以文学馆制作的片子与大家见面，心对心地说着话。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最后遗言。他还是那么笑呵呵的。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功绩同缺陷，高潮与跌落，悔悟及反省，在他七十岁后所写的竟占一生三分之二分量的文章里，已为世人道尽了。他应无遗憾了。我突然悟到，我见过的他一生的照片都可以用四个字“兴致勃勃”来形容。这个热量无穷的人的热量，仿佛至今仍在烧灼着我。

　　-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