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衡裁员到吴瀛“鸣冤”

　　马思猛在自己写的《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一书中，单辟章节对“故宫盗宝案”进行了介绍。关于马衡在“故宫盗宝案”发生后的表现，他是这样记述的：

　　(易培基辞职后)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右任提议全体通过推举爷爷代理院长，主持南迁古物保管安置工作。1934年4月，理事会再次开会决定由国民政府正式聘任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平心而论，在众多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理事当中，不乏达官显贵。爷爷既非中央大员，也从未在政府中任过职，只是在故宫博物院兼任古物馆副馆长不拿薪资的一介北京大学学者；且非国民党员，无论如何无法和原故宫博物院主要领导人李煜瀛、易培基、张继等相提并论。之所以提名他继任院长一职，实实在在是因为看重其在考古界、学术界的声望和人品。爷爷深知当时故宫博物院内人事关系复杂，且前院长易培基又陷入所谓“侵占故宫古物案”，该案尚未了结；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一向是为世人关注，并为一些人所觊觎的职务；而继任院长将面临艰巨的工作任务更不必说。因此爷爷再三婉辞，最后身为理事会理事的蒋中正发话了：“既然大家一致推举，我看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无奈之下，爷爷向理事会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一，就任院长只理院务，不问 “易案”，对故宫文物进行重新点查造册。其二，本人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任职。其三，对故宫博物院进行全面改组，院长对院内人事安排有处置权。爷爷就任院长所提的条件理事会一一通过照准。就这样，爷爷才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对马衡上任后裁员一事回忆道：“这时候院里发生了大裁员的事，有人说这是院长自己的主意，有人说是他所请总务主任一力策划的，不管怎么说，许多老同事倒了霉了……总之他不考虑个人成绩胡乱裁人。我不相信出于他的本意。他是一位诚恳待人的学者，不会如此，但是这事的后果由他负责，人家指责也指向他，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我对马先生的人格学问，一向是佩服的，对于这件事却大不以为然。”

　　马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连自己的“粉丝”都“大不以为然”的事？马思猛说，那志良先生的说法，代表了当年一部分故宫同仁对马衡上任伊始裁员一事的不解。“爷爷自1924年底参与点查清室遗物工作以来，经历了故宫博物院创建之艰难，耳闻目睹‘易培基盗宝’冤案发生的前前后后，深深知道引发此冤案之弊端所在。由于人事安排欠妥，管理制度疏漏，引发了院内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矛盾，最终演绎成所谓 ‘易培基盗宝案’，险些把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创建，并为之舍命守护过的事业毁于一旦。爷爷深刻地总结了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的历史教训，上任之后，顶住舆论的压力，对故宫博物院人事安排进行了大幅调整，大胆起用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在古物西迁时成为守护国宝的中坚。正如那志良先生所言，爷爷要承受许多议论和指责；但是他从来没有为此进行过辩解或推脱责任。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证明，爷爷这次人事调整的决策是正确的，在爷爷倚重的许多人中，如那志良、单士元、袁同礼、张廷济、徐森玉、沈兼士、庄尚严、欧阳道达和后来的朱家溍、王世襄、杨宗荣等人，都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中坚。”

　　“‘故宫盗宝案’没有大是大非、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的只是权力斗争，胜者为王。”吴欢若有所思。

　　易培基毕竟是听了“糊涂蛋”女婿李宗侗的馊主意主动辞职，以及后来故意不到庭应诉陷入被动的。他们在案发后的一系列应对举动并不高明，起码让人怀疑李宗侗作为故宫秘书长的能力和清白。后来，李宗侗到台湾当大学教授，安心做学问倒是卓有建树。

　　其实，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对马衡的描写并不太“坏”(但据吴欢称，对马衡的过激之词在出版时删掉了)，只是多次提到马衡的“态度暧昧”和“含糊其词 ”。吴瀛瞧不起李的软弱无能；对易培基的感情也很复杂，称其为“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在易已死，李去了台湾，对手或者包括臆想的对手只剩马衡一人的情况下，吴瀛的“鸣冤”显然有其目的性。

　　吴瀛书信内容浮出水面——

　　马衡离开故宫的真正原因？

　　“主席先生：

　　去年十月，因为易寅村先生在故宫博物院的冤狱，请求申雪上书，附同证件由董老转达。当时以政府新建，您正忙于开国，董老允诺稍后代陈，后来谅必入所言了。董老于去年十二月，因公来申召谈，指示您同他关于此案意见：因为事隔十余年，双方以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无法对证，法办为难。又以您同易先生有师生之谊，若一旦偏差或有不便，指示不若私人出面，以所陈经过、证件，令继任的院长现尚在位的马衡先生写一自白文字一同发表，政府默认登报并即一小册图书馆保存，则此案大白于世。即在表白是非，私人恩怨自可从宽云云。我感于您们的宽大为怀，而且原不重在私人，虽然感觉私了之为难，但不得不接受原则，求与当时同来的文物局郑振铎局长研究技术问题，也蒙允诺了。

　　经与郑局长数度会谈，并且陈阅了我另补写的一部二十余万言的长篇记载之后，我以最后请定的五项办法答复董老，这是今年一月的事，许久没有得到下文。

　　本来，在愚见看来，马先生是不肯坦白，也不敢坦白的，因为他实在是案中的一个煽动的主要分子，董老说的他‘案中无名’，正是他取巧的巧着，也就是他所谓 ‘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解释是：卖友得官而不投入漩涡，现在要他正面说话，当然不易。但是也侧面说：郑振铎局长在农历元旦，仍宣布了董老的命令，要他写一篇坦白陈述，他带着怒气拒绝了，所以郑局长一再催索，无法复命，也无法答复我，一直到现在。

　　但是，马先生是有办法的，他在本年一月，用十四年前得到一位朱先生写的，用来作为他纪念张菊生先生七十寿的二篇纪念文，封面背上写了一段侧面文的附识(附照片为证)由现在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主管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先生转给了董老，于是董老也觉得不能相强。但是指示我说：这篇文字确也对申雪易案是有帮助的，只得连同以前证件一并，郑重地托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代还了我，命我参改。

　　我感觉到我的力量，不足以解决此事的，我无法做片面的印发小册，报纸也不能在这般情况下为私人宣传，而此事的申雪，非政府莫办，此时是值得政府作主的！

　　尤其是，伪法院对封存认为易案内盗换的文物十余箱，政府不应该不查究清楚而含糊了事(前言答复董老书所提办法第三项)，我只得根据我这些意见惶恐地再向董老同您力争，理由都在上。董老书中抄复，请您注意，双方当事人现在还有：一是我，一是马衡，如缺其一，便完了！

　　易先生死也有十年了，他是与共产党有深切关系的，现在：共产党成功之日、政府之下、在您领导之下，这样的冤狱而不得申雪，这是偏差的。谨冒死再向您们呼吁，请您垂听，再细细翻检一下我的证件。

　　专此奉达

　　吴瀛再拜”

　　这便是吴欢整理发现的吴瀛日记中抄录备案的致毛泽东书信的内容，尽管可看出这或许是“去年(1949年)十月”之后的第二封信，但两封信的内容应该一体相承，相差不多。由此，“故宫盗宝案”余波中一个一直不甚明了的疑点——“新中国甫一成立，吴瀛就向中央政府反映易案，要求平反昭雪，今天惜无从知道吴所反映的具体内容”——豁然开朗。

　　同时在吴瀛日记中发现的，还有一封致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信件抄录内容，因信的内容与“致毛信”相关联，且部分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在此从略。

　　一个旧时代不了了之的荒唐案件，为什么要在新社会来“鸣冤”呢？吴瀛在他的遗著《故宫尘梦录》中这样坦露自己当时的心态：“本来我早已料到，这一个冤狱若得伸张，非等待到另一个时代不可，我无论如何要出这口恶气，为寅村、为自己头上的白发，为昭示后人，为我们受尽了无数的磨难才得以终于建立了‘故宫博物院’，为了这世上的公道。”

　　因为易培基与毛泽东的师生关系，以及自己与毛泽东的交往，吴瀛对新生的人民政府满怀希望。原来早在1919 年，时任北洋政府北京市政督办署坐办的吴瀛，曾接待了他早年在湖北方言学堂英文系的同班同学易培基。当时，易培基以湖南长沙师范教员的身份为总代表，学生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赴京。吴瀛把他们安置在北长街的福佑寺内。-毛泽东和易培基来北京后找到吴瀛，固然因为易培基和吴瀛是同班同学，然而更深一层关系是，湖南长沙师范另一位器重毛泽东的教师李青崖是吴瀛的姐夫。毛泽东进京驱张，李青崖、吴琴清夫妇是重要策划人。

　　其实，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历史关系也被认为是“故宫盗宝案”缘起和不了了之的深层原因之一。1917年，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后又于1920年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在法国创办里昂中法大学，帮助过很多留法学生包括后来的共产党人。1926年，李石曾、易培基等人曾被段祺瑞执政府以通共嫌疑通缉，尽管李石曾后来与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完全倒向蒋介石、积极反共。而中共创办人之一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与吴瀛长女吴珊是中法大学同班同学。李大钊遇害后，吴瀛曾允许李星华到自己家中避难，在“故宫盗宝案”调查中，吴瀛就此事接受过问询。

　　吴瀛写信“告状”后，董必武曾到上海找他见面了解此事。但马衡虽“请冶秋转达董老，请拨冗延见，以便面谈，并希望以原书为示，俾可逐条答复”，却一直没有等到机会。

　　“所谓‘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从未开庭审理过，所谓的被告也从未到庭应诉过，更谈不上获罪。故从司法层面来说，解放后，被社会媒体和吴瀛本人大肆炒作的所谓‘易培基盗宝案’并未成案。吴先生却拿着旧时代的一出闹剧，让‘另一个时代’的人民政府为其‘平反昭雪’，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马思猛对吴瀛的 “出恶气”之举深不以为然。

　　“事实上此案不但正式开庭审理，而且我祖父吴瀛还代替易培基上庭应诉、受尽屈辱。祖父同时也被告以妨害秘密罪，被迫离开故宫。此事好几本书中均有记载，可以去查……当事人中易培基死，而我祖父颠沛流离几成‘废人’，实属冤哉枉也！”吴欢如是说。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在1948年12月13日起到1955年3月24日去世前两天写的日记中，除了上述对吴瀛“告状”一事进行解释和答复的片言只语外，没有提到盗宝案半个字。

　　1952年2月28日，在“三反”运动的洪流中，故宫停止开放，全体故宫工作人员到郊区公安干校集中学习、过关；5月22日，马衡被通知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此时干校只剩他一人没过关，他被要求写了很多交代材料，最后的一篇，是与“三反”运动毫不相干的——《我所知道的易培基盗宝嫌疑案》(这应该就是蒋竹如听王季范说的那份“交代材料”了)。

　　“在爷爷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自己被免职，也没有提到任何领导和组织的谈话内容。爷爷对新的‘故宫冤案’始终守口如瓶直至离开人间。”马思猛说。

　　1955年3月26日，马衡因病辞世，遵照他的遗愿，家人把他毕生收藏的1.4万余件(册)文物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同年，经儿子吴祖光建议，吴瀛把自己多年精心收藏的241件文物捐给故宫。(完)

　　补记

　　天下事了犹未了

　　何妨以不了了之

　　就在本篇报道上半部分即将付印的时候，吴欢给记者打来电话。原来，吴欢把新发现的吴瀛日记中致毛泽东、董必武信件内容等相关材料递交给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郑欣淼很快给吴欢回信，肯定了吴瀛为故宫所做的历史贡献，并表示考虑根据新材料修改以前关于“故宫盗宝案”的文章。

　　“易案肯定是冤案，易案也肯定有复杂的背景。我虽然写了一篇文章，但仍苦于资料不足，尤其是缺少李石曾、吴稚晖等重要人物对此案的回忆、评说。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所有知情者都三缄其口，即使蒋政权到台湾后，对此案仍长达数十年无人提及，似为忌讳，我至今不清楚其中原因。您所提供的景洲先生给毛主席、董必武的信件，我在写文章时亦是穷搜不得，看后很有收获。今后如有更多的新发现，必要时我可考虑修改拙作。”郑欣淼在给吴欢的信中这样表示。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是四川成都宝光寺大雄宝殿上的一副对联。吴欢很喜欢这副对联，曾经引用此联作为他一篇纪念父亲吴祖光的文章的结尾，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及。白云苍狗，斗转星移。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对马、吴两家后人和所有对“故宫盗宝案”感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记者这篇报道就权当抛砖引玉吧。

　　本报记者 卢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