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宫戏的锣鼓渐渐消停，英国电视台的《都铎王朝》渐入尾声，关于帝王传说，仿佛进入共和时代。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是作家，脚下踩的必定是段光荣与梦想的文明史。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莫里斯·伯曼近期尖锐地指出美国已进入帝国的最后阶段，且与罗马帝国具有众多相同点。作为作家，面对中国未来三十年，面对大陆对岸另一块大陆的喧嚣，时代需要的不仅仅是帝王作家，而是政治作家。

　　政治作家，真是个久违的概念。在这个创作谱系里，莎士比亚依旧是鼻祖。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暴君的命运、明主的性格、朋友的情谊和公民的责任，依旧是人类美德和高贵人生的必修课程。莎士比亚在几乎所有戏剧中都精心设置了政治背景，他的最伟大的英雄都是那些挥斥方遒的统治者，他们发挥着只能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的才干。他是为帝王们写的戏，连林肯都承认《麦克白》完美表现了暴君和谋杀。但人们忍不住发问：莎士比亚对优秀政体和开明君主的看法是什么？

　　莎士比亚的历史观显然是建立在荷马史和罗马史上。政治为所有人和所有人性提供自由发展的框架，吸引着最有趣的激情和人物。《威尼斯商人》戏剧冲突背景是多种族多信仰社会；《奥瑟罗》情节基础就设立在种族、信仰和国家以及一系列相对抗关系上的爱情；恺撒则是罗马辉煌乃至湮灭的隐喻。“罗马人是曾经存在的最伟大的政治民族……但大略来讲，罗马人缺乏英国人拥有的两件事物——唯一的统治者和唯一的神明。罗马人不是君主主义者和基督徒，而是共和主义者和异教徒，这对单个罗马人产生了相对影响。使得他们仅仅关注此世，他们的动机几乎完全是政治的或情欲的。也有人信仰神明，但这些神只与政治成败相关，没有为生活提供全新的超越市民社会的超验尺度”；《李尔王》则塑造了一位最伟大的君王，最后搅入地域之争。这些政治矛盾依旧变相地在我们身边进行。

　　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来说，英雄生命中每一个可能的重要选择结果，将深刻感悟每一种高尚灵魂的特征；在仇恨、嫉恨、野心和昏聩中，我们能读到政治哲学中的各种经典命题，迫使我们的目光从个人命运转到人类恒久的难题上。在极限状态下，人的本质暴露无遗，而在思考可能性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更加理解自己。

　　当伯曼充分肯定中国是正在上升的“他国之星”，同时也尖锐地写道：“中国已经不像30年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金钱为中心的无情竞争社会……”看伯曼如此夸张，我们在蜗居的生活里挣扎，是不是久违了直面现实与未来的勇力？古希腊罗马的观点：政治能够塑造人的意识。当我们的目光从高昂的房价以及“我第一”的排行榜上收回来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追认一份道德严肃以及政治信仰的公认资源。在文学世界里，这种战鼓应该预先擂响，必须把握真正永恒的人类问题，创作出为正义之情激发的艺术，否则作品将渺小而易逝。为此，我们的政治作家在哪里？只能，只能再回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中再度跋涉。对文明人而言，永远是对美德与罪恶、高贵与卑贱的理解，使得他们团结在一起。

　　周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