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昔日坛主蒙曼又与大家见面了。蒙曼看上去很精神，一头短发，说话也干净利落，甚至富有节奏。在教学楼的电梯间里，一眼就能辨认出她的模样。很容易想象出这样一个精干的女老师如何征服了如此多的观众。在她的口中，唐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惟妙惟肖——集结了柔情与刚强的武则天，连接了鲜血与希望的太平公主，还有充满了矛盾的童真与压抑的李隆基……

　　“李隆基是个合格的政治家。”隆冬季节，笔者与蒙曼老师约见，从《长恨歌》说起，她开头就用了这样一个评价，并进一步解释了她心中的政治家的标准，“他不仅想怎么样获得权力，怎么样把持权力，他还想怎样才能让这个国家走上一个更好的发展阶段。如果他只讲谋略而不讲理想，那他只能是个政客。”在这里，“理想”这个人性的词语被蒙曼列为政治家的标准。

　　在蒙曼看来，研究历史无法摒弃人性。历史之所以鲜活，就在于其中有很多人怀着不同的情感粉墨登场。历史研究者正是要穿透历史人物，探寻人的思想与历史的真相之间的联系。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又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放眼历史的广阔。蒙曼正像是与历史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深情约会。

　　1

　　用人文关怀去焐热历史

　　电视屏幕上的蒙曼讲起李隆基来谈笑自如，手势也自由变化。这已经不是蒙曼第一次登上《百家讲坛》了，而且也不是第一次讲唐史了。蒙曼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种“大唐情结”。自唐高祖李渊之后，经唐太宗李世民，大唐成就贞观之治;经女皇武则天，大唐将科举制发扬光大，再经唐玄宗李隆基，大唐形成了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开元盛世。在物质上，唐朝人是富足的。而之所以有“大唐情结”，蒙曼说更因为唐朝的性格“足以让人着迷”。自隋文帝开科举以后，唐朝的科举得到了长足发展，考试的内容大多为“唐诗”——热情、开放的胸怀通过科举考试凝结到唐朝的性格中。唐朝就像《长恨歌》一样的一首诗，包罗万象，深深吸引着年轻的蒙曼。

　　对唐史如此“迷恋”的蒙曼，却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从小就是一个“历史迷”，甚至在高考志愿上填的也不是历史。“我也想不起来填的是什么了，反正不是历史。”说到这里，蒙曼笑了，不是微笑，而是大笑，如同她的学生说的那样傻傻地大笑。

　　被调剂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历史系后，蒙曼才开始慢慢深究历史。“这就是个石头越焐越热的问题。我对历史的了解超过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也就慢慢产生了兴趣。越了解越熟悉，越熟悉越喜欢。”就这样，蒙曼对历史有了真正研究意义上的兴趣。

　　但蒙曼真的应该学历史吗？

　　那时候学历史是找不到工作的，这一点蒙曼比谁都清楚。她的大学老师杨芳，曾试图说服她改学法律——就凭借蒙曼的伶牙俐齿。杨芳老师给蒙曼带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籍，甚至告诉蒙曼遇到问题时可以去请教她的爱人。

　　结果读者是知道的，蒙曼不仅在历史的殿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也做了老师。

　　学历史对于蒙曼而言，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文革”以前的大学文科生，家里也藏了很多的人文学科的书籍。她很早便接触了人文历史方面的知识，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有一天会把这当成自己的职业。

　　蒙曼家在县城，有着充分的文化资源可以吸收。1978年之后，国家政策刚刚允许出版一些古典名著和世界文学经典。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新华书店工作，书店每进一批新书，朋友就会骑车到她家去“通报”。“那个时候很多书我们都会买，所以我很小就接触文史哲，和历史就像是老朋友。”房间里并不暖和，蒙曼用手焐着杯子，追溯她和历史的“深情约会”。

　　和历史有着如此深厚情谊的蒙曼，如何看待历史？

　　蒙曼打了一个比喻：“他就像是一个人，过去了，就永远不再回来。我们也就永远无法完整地再现。”客观存在的历史，有些可能被记录下来，然而历史的神秘就在于，它是由一个个的人物穿插其中，混杂着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让后人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解读。所以，历史从来不会在语言中被克隆，只能在思维中被改造。历史研究者也只能无限地接近历史的客观真实，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达到。

　　蒙曼说，研究历史就是“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推开一扇扇窗户”。历史研究者们在密闭的房间里，每每推开一扇窗户，就让房间里的其他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多一点。然而就算他们把整个房子都掀开，大家对外面的环境依然存有未知，因为目光无法看到远方，以及远方之外的极限。

　　像很多历史系的同学一样，蒙曼最初也考虑过学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上大学时的王恒杰老师给了她一个最初答案。王恒杰老师那时去南海等很多地方考古，一直在试图证明一些海岛有中国人生活的痕迹，在历史上它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我们就觉得，历史可以为国家服务，可以考证我们的领土。现在看来也许很幼稚，历史不一定要通过那么直接的方式为国家服务。”

　　时至今日，当蒙曼站在《百家讲坛》的讲台上讲述历史故事时，她又有了自己的想法。蒙曼认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让我们得以寻找到自己的民族。之所以中国不同于美国，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灿烂而悠久的文化底蕴。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的核心观念，更是深深嵌于历史之中。“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民族文化将无法传承。不知道昨天，我们今天又是如何来的呢？”蒙曼语言一向很流利，而谈到此处，她却忽然放慢了语速。

　　已逝国学大师季羡林曾提出“大国学”的概念，集中强调中华文明是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文明，包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却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作为一个满族学者，蒙曼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先生不谋而合。“不可否认汉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我们形成的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很早，所以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互动中，其实是有一种向心力存在的。我想中国拥有现在这样的民族凝聚力，和我们长久以来的文化向心力是分不开的。”各民族文明从各个角度对中华文明进行着丰富和补充。中华民族的领土从夏商周集中在河套一带，一直到今天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汉民族文化被逐渐认可、少数民族文化逐渐补充的过程。这种补充，囊括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各种方式，而最终使得中华文明能如此博大精深。

　　无论是谈唐朝，还是谈中华文明，蒙曼在其中都融入了一种人文的关怀。她认为如果完全排斥人的主观判读，那么人文学科就不存在了。人文科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可以深入其中，探寻人物的内心。在蒙曼看来，人文学科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体悟：“我们要能进去，进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才能理解他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蒙曼打趣道，“如果我们完全排除现代人的思想，那就是外在的观察。可那是自然科学，顶多是社会科学啊，但绝不是人文科学。”

　　“历史学求真，却永远达不到真实。”但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探求“真”的过程。蒙曼所理解的唐玄宗，永远是她心里的唐玄宗。因此在她的讲座里，我们总能听到“我认为”这样的标志，这恰恰是在对历史和观众负责。她说：“历史没有定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部《史记》。人文学科的张力恰在于此，每个人都可以打开一扇窗，然后对着窗外的景色抒发自己内心的念想。”

　　历史的客观事件是冰冷的，蒙曼用人文关怀去焐热了这块硬石头。

　　2

　　谁说女子不如男？

　　与历史有着如此深厚情谊的蒙曼，第一次读历史书是什么时候？

　　蒙曼上中学时，课本里有这样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从管子口中说出，被司马迁写进《史记》，从而激发了蒙曼的兴趣。恰好家里藏有《史记》，蒙曼就这样第一次打开了历史，看到了生动的管子和晏子。“那时我就知道，历史上的人是栩栩如生的。”蒙曼回忆当初的阅读体验时说，历史既是深奥的，又是鲜活的。就是当下，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总有未知，但又会和人们有一定的契合。

　　熟悉蒙曼的人都知道，蒙曼性格爽朗而天真，很少会受制于种种俗物——她对历史，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一次深情的约会。正因为如此，上大学后，她饶有兴趣地读起了《资治通鉴》。一个偶然的机会，历史系李鸿宾老师发现蒙曼在读《资治通鉴》，于是很亲切地问她，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蒙曼依旧天真地告诉老师，没有原因，就是想看一看。“李老师一下子比我还要热情，告诉我说一定要好好看。”老师的称赞让蒙曼感到了动力，她在阅读中不断思考，并与老师就很多问题进行交流。

　　千古文章两司马，先后接触《史记》和《资治通鉴》，蒙曼就这样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中，她找到了自己的女权意识和独立性格。

　　蒙曼生活的年代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男孩比女孩强，尤其是到了初中、高中阶段，男生的理性思维要强于女孩。蒙曼对此不以为然，心中很不服气。于是她就到历史中去寻找女性的典范：王昭君、上官婉儿、梁红玉……这其中，就包括了武则天，这个成为她“榜样”的中国女皇帝。

　　第一次接触武则天，是在一本讲唐史故事的书里。那本书从唐诗的角度讲唐史，介绍唐诗中的历史事件。“我不记得当时书里是怎么评价她的了，但从我的角度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冲破了传统的束缚。”

　　这个“榜样”让蒙曼相信，女孩可以比男孩做得好。然而现实中那样的观点还在打击着她。初中时的蒙曼成绩很好，中考的时候她是应届生中的第一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女孩上中专很流行，因为可以很早就挣钱，并且最后嫁得好就可以一生无忧。但蒙曼还是填报了一所高中。负责管理志愿的老师后来就拿着蒙曼的志愿单到她家中问她的父母，是不是孩子填错了。“我父母说没有错啊，就是高中啊。”蒙曼提高了语调，“我的老师就说为什么不填中专，女孩上高中前途未卜。但是凭什么全社会就认为女孩比男孩差？我自己不能接受这个观点。”

　　至于武则天这个榜样，蒙曼说自己并没有想向她那样。“我自己是个懒人，我不认为我是具有特别明显的成功性格的人，但我的想法是，我不应该输给任何人。即使不比任何人都强，但至少不会比任何人差。”蒙曼又笑了，但这一次笑得更坚强。

　　每一个人的生命方向都应该是向上的，不管男女，不论贫富。武则天走过千古的长河，来到蒙曼身边，激励这位向上发展的女学者。

　　3

　　让更多的人与历史结缘

　　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个装载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和万千气象的殿堂，多少文人墨客的精神花朵在这里光荣绽放。时间太长了，长到人们几乎忘记，那掩藏在文字里的乱世红颜。在图书馆一层北区的一个书架上，一本已经不能算新的《蒙曼说唐：乱世红颜》和其它书籍一起并肩站立。没有人知道在自己之前有什么人在什么心情下读了同样的一本书；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读过之后会有什么体悟；更没有人知道，还会有谁拿起这本书，继续读下去。

　　在《百家讲坛》，蒙曼已经讲了三个人：武则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观众们从这位女学者的讲述中重新了解了那一段古老的故事。这是令蒙曼最满意的：更多的人知道了历史的可爱与鲜活。

　　蒙曼的讲述让人觉得很有新意，这种“新”，不在于类似考古的新发现，而在于她以一个女性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新的尝试。“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局部和细节上的挖掘和变通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在《百家讲坛》上讲述的武则天，只是我所理解和认识的武则天。” 这些很具有蒙曼特色的观点在某网站的贴吧里赢得一阵“掌声”。有网友写到，蒙曼“思路十分清晰，对事物的剖析丝丝入理，……张弛有度，既能道出我心中能见能想之处，又能更深一步，探幽入微，想人所未想，发人所未发，其犀利深刻让人好生敬佩，更兼语言幽默风趣，妙趣横生，既有名言警句发人深省，又有风趣点评让人忍俊不禁”。

　　终于，蒙曼走上了《百家讲坛》。

　　其实在蒙曼之前，《百家讲坛》已经讲过唐史——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老师讲贞观之治。孟宪实与蒙曼在北大是师兄妹的关系，当时两人同时学习隋唐史，在一起上课，所以很是熟悉。孟老师讲过贞观之治后，就向节目组推荐了蒙曼。

　　节目组之后与蒙曼取得了联系，并表示想试听一节课。但当时正值中央民族大学期末考试，课程已经上完了。蒙曼当时的回答是：“好啊!可是已经结课了!”说到这里，蒙曼自己也笑了，“最后让我安排了一节课，都是我的学生来的。”

　　最戏剧性的是，蒙曼在此之前，连《百家讲坛》是什么都不知道。工作人员告诉蒙曼说，这是一个对大众普及知识性质的节目，蒙曼当时就答应了。“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能被大家接受，那么他的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而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历史，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好。”

　　抱着这样的心态，蒙曼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试讲了武则天。同学们看见了摄影机，在楼道里猜想：老师今天的课像是《百家讲坛》的节目！

　　那一次试讲，没有特殊的仪式感，没有特殊的场地，甚至连衣服都是很普通的羊绒衫，蒙曼就这样走上了一条普及历史学的道路。

　　无论是学校的教学比赛，还是在《百家讲坛》的试讲，蒙曼都选择了武则天作为讲课的内容，以至于在《百家讲坛》商量选题的时候，编导们并没有很快接受蒙曼的“习惯”。

　　到了正式的录制之前，编导问蒙曼要讲什么内容，蒙曼说：“武则天。”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武则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至少要三十讲才能讲完。而那时的蒙曼，还只是一个新人，央视对蒙曼不一定信心充足。编导后来建议她换一个题目。让编导意想不到的是，蒙曼瞪着眼睛问道：“为什么？”作为一个新人，本应怯生生地适应并修改选题，然而蒙曼的直爽却注定了她不是一个一般的“新坛主”。

　　这个“新坛主”没想过要“出名”，她只是抱着普及历史知识的愿望，向观众传达相对真实的信息。社会开放正在逐步深入，这个深入的过程既需要向国外取经，也需要有自己传统的积淀，以便清楚自己的定位。社会体现出寻找历史依托这一需求，而满足需求的主体有电视剧、小说等很多作品，但这些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背景。“《百家讲坛》说让学者来讲历史，我也就只能讲我心目中认为真实的东西。”就这样，蒙曼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在让更多的人与历史结缘。

　　1992年，蒙曼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想过要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生职业，更没想过有一天被电视机前的观众所熟知。但时过境迁，蒙曼已经与历史无法分割，“它是我的职业，同时我也愿意把它作为一种爱好。现在无论有什么事，就算会让我有更高的收入，但我这一生我认定了这个事业，就像是以身相许，我会把以后的精力都放在历史上。我想所谓深情，也就只能到这一步了吧！”

　　人文关怀，一种对待生活、生命朴素的热爱，深深影响着她的一生。2009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关村南大街上，人头攒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迎新年的喜悦，除了一个乞讨的老人。笔者在此巧遇蒙曼，她依旧穿着那件灰色的大衣。她匆匆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和同伴利索地掏出钱包，拿了一些零钱，放到老人的手里……

    李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