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事故还是叛逃?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徐秉君时任秘书)值班，突然接到指挥所的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

　　当时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因为如果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朝鲜是友好国家，韩国当时正在酝酿与我国建交，如果直飞台湾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

　　然而，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下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我们这才确认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降落前未被苏军发现

　　原来，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飞行员王宝玉因多年升迁无望，加之与妻子产生矛盾，遂将精力转向研习西方哲学，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还违反规定常常偷听反动广播，并秘密准备驾机叛逃。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他驾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到达预定空域后，他便右转弯，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边境。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鸟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又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机场上空时油料也快耗尽，好在这个机场是个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

　　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宝玉看到一名苏联士兵走了过来，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是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呢?”随即，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

　　苏联因此撤换将领

　　事件发生后，人们不由得联想到1987年5月28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飞机事件”。这天傍晚，一位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驾驶一架单引擎“塞斯纳”172运动飞机，穿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体系，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令苏联当局感到震惊、尴尬和恼怒。

　　不过，这次事件在苏联当局引起的震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鲁斯特“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因为，当年鲁斯特驾机飞入苏联领空时，苏联防空军还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目标并做出反应。而这次却大不相同，严重性在于苏联对中国的一架军用战斗机飞入领空，并轻而易举地降落在他们的军用机场，而苏联的防空系统竟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与此同时，还从反向证明了中国空军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和过硬的训练水平。这一事件足以说明，苏联“防空体系存在的漏洞”不仅还没有堵上，而且“漏洞”的确还“很大”。为此，苏联当局又撤换了苏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和与之有直接责任的军官。

　　引渡回国与审判

　　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中苏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双方经谈判交涉，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讲，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便滞留在这个基地，为了保证安全，决定给他换一个地方等候消息。由于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转移途中给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谅解。王宝玉欣然同意。

　　可是，计划空转的歼-6飞机由于王宝玉是强行着陆，因而造成轻微损伤需要修复，虽然苏方利用机场的现有条件积极给予了保障，但歼-6飞机仍未能修复。后来担负空转任务的一位副团长硬是凭着自己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将飞机安全地空转回了祖国。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建国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