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周五开始，北京市民在地铁站内再也买不到报纸了，近日，北京有关部门下发《轨道交通站内报刊发售问题会商会会议纪要》。《纪要》中明确指出，除信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停止一切在轨道交通站内的报刊销售行为，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取缔在轨道交通内的报刊发售行为。

　　为了地铁安全，未雨绸缪，提前做一些安全防范措施本无可厚非。不过，安全防范“防”到了报刊销售上，似乎有些牵强。对此，人们心中有四个疑问，希望有关部门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其一，地铁卖报刊影响安全，妨碍救援和疏散吗？

　　倘若三两个人在地铁卖报刊就威胁到安全，这样的“地铁安全”是不是也太脆弱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地铁卖报有安全隐患，那也应该所有报刊一律禁卖，但为什么留下了信报这个“例外”。文件要求，“信报可以在保证不影响地铁安全秩序的情况下免费发放，但发放地点及位置需选在空间大，便于客流疏散的地铁站指定位置”，这样的要求，难道其他媒体做不到？一条政策理应平等对待所有当事者，岂可厚此薄彼。

　　其二，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看起来是因安全而禁卖，实际是行政干预，制造市场垄断？

　　谁都知道，地铁站由于人流量大，历来都是各报必争之地，信报虽免费派送，但目的仍是通过免费发行扩大发行量进而通过广告盈利，也是在参与北京报业市场的竞争，只不过采用另一种形式而已，并非全公益性的报纸。行政手段造成信报“一家独大”，以行政命令指定“唯一的地铁报”并特许特殊待遇，这无疑破坏了平等竞争的环境，严重挤压其他报纸的生存空间。

　　过去，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地方保护”事件，禁止外地产品到本地销售，他们也无一例外都打着一些冠冕堂皇的旗号，实际上是与被保护者有着或多或少的利益关系。但是，全球化的时代，反“贸易保护”早已是国际趋势，难道一个城市还要设立这样的“壁垒”吗？

　　其三，会不会影响社会效益、拆掉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梁”？

　　众所周知，公共场所传播公共文化是国际惯例，地铁站作为公共场所，理应是一个开放的、汇聚多元声音的文化传播空间，岂可只是某一家报纸的禁脔之地？一纸文件，不仅仅剥夺了多数媒体的生存发展权，也剥夺了读者的选择权。不是所有读者都喜欢看一种报纸，一种报纸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乘客读者的阅读需求，所以，应该给读者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变相地强制读者消费。

　　在当前，报刊更有传播现代文化、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解答民众实际生活中的疑问的使命，是在搭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桥梁”。这样的“桥梁”，对一个社会来说，越多越好。现在强令只能建“独木桥”，党和政府的决策如何更快更好更便捷地传达于民众？民众的声音又如何迅速地传递给政府？限制报刊销售，看起来是一个小事，结果必然会影响大局。

　　其四，在地铁里有秩序地卖报，是国际和国内惯例，北京为什么可以“特殊”？

　　北京的地铁站过去是有报亭的，后来据称是出于安全考虑，悉数被拆除，无奈之下才有了流动售报。然而，地铁的报亭真有必要全部拆除吗？其实在国外，地铁站设立报刊亭、小型超市，甚至冲印店、洗衣店等服务设施极其普遍，也从未听说过，因为报刊亭等服务设施的存在，导致地铁安全事故的先例。

　　不仅在国外，国内如广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地铁站也都普遍设立报刊亭，为什么单单北京对地铁报刊亭如临大敌？或许在老的1、2号线，由于地铁站空间较小，拆除报刊亭代之以流动售报或有必要，但其他新建地铁线的各个车站，空间都很宽裕，怎么可能连个报亭都容不下？地铁是公共交通，地铁站是公共场所，公共交通与公共场所的管理需要以人为本，简单地以取缔和牺牲市民便利来解决所谓的安全问题是懒政，是公共管理的下策。

　　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文化市场监管，应“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以“安全”为名，实质上是在为文化市场公平竞争制造人为障碍，对此，不仅媒体难以接受，相信广大的读者也不会理解，因此，地铁禁卖报，还是收回成命的好。

　　□国华(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