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的一个上午，我在同学家玩。她家住沿街房子的二楼，从窗户望出去，可看见对面的人行道。这时，她正向我讲述昨晚的一个梦。梦境很清晰，也是这样，我坐在她家，从窗口看见母亲从对面走过。其时，母亲在郊区五七干校劳动，每月回家一次。并不是休假的日子里，母亲突然回家，令我喜出望外，立刻起身下楼追上去。这话说过不久，千真万确，我母亲在对面人行道上出现，匆匆往回家的方向走去，我跳起来就跑了下去。

　　我有一对墨绿色的发卡，王小鹰说:我挺喜欢你的发卡，那一对紫色的我也喜欢。和这一对绿发卡同样，那一对紫发卡是母亲有一次访问挪威一并带回给我的。可是，令人困惑的是，那一对紫发卡我还没有拆封使用。问小鹰她怎么知道的，她也十分困惑，千真万确，她就知道还有一对紫色的。

　　二零零七年春天，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一晚聚会之后，一个开车的朋友说她可以顺路捎我到我住的小旅馆，那种“床和早餐”的家庭旅馆。到地方后她放我下来，再继续她的车程。天下着雨，路灯蒙蒙，我顺着街走了几十米，却并没有走到我的旅馆。又走了一段，还是没到。再走，就到了另一端的街口，路牌上分明是一个陌生的街名，不由暗叫一声“糟糕”！街上没有一个人，据说，九时过后会有打劫的出街，倘要遭遇一个，倒可问个路，而此时又还不到九时。一个人茫然地在雨中走，走过几个路口，前边隐隐绰绰过来一个人影，欣喜地奔过去问，那人则躲闪着，或者以为我是打劫的了。紧追不舍，到底问上了话，却回答不知道。继续茫然地走，终于有一对女学生迎面过来。她们告诉我，我住的那条街和这条街是并行的，朋友将我错放了整整一个路口。回到那条街，已走过一千多个号码，返回的路上，又遇见两次路人，每次都问一遍，以确定无错。哈佛所在地方叫做“剑桥”，我住的那条街名就叫“剑桥”，于是，那晚上是一路“剑桥”“剑桥”地问过去。三个月后，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我真的去到了剑桥。时间推回去几年，二零零二年春夏之交，应该是阴历的七月初七，因为加藤周一先生家的茶点是“七夕糕”，还有硕大的山形县樱桃，所以，还是樱桃成熟的季节。先生身为日本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文学史家，却专为我这个晚辈开班授学，谈论艺术。每谈到一个时期或者一个作者，加藤夫人便去楼上书房取出这一时期和作者的图册。那天，先生多是举绘画作例子，进行佐证。之后，一直将先生的话与人学舌，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个人性。先生的意思是，在十三世纪以前，艺术的创造者并不具有自觉的个人意识，他们只是诚实的劳动:架梁造屋，装潢，镂刻，塑像，在穹顶描画故事，但是，就在他们创造着客观事物的时候，不期然地，处处体现出他们的风格；而到了现代，艺术者都有着强烈的个人意识，自觉地表现自我，结果适得其反，风格泯灭了。这是一，二是创造他者。还是回到十三世纪，那时候，艺术是为神创造，今天则是为自己，创造活动中不再有他者，其实是艺术的末路。先生还很有趣地说，本来，人们还有一个机会获得“他者”，那就是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艺术的“他者”，可惜错过了。归结起来，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走出蒙昧，终于意识到了“我”是谁，却并没有给艺术带来福音，似乎，越是知道“我”，艺术中越丧失“我”……然后就到了二零零八年，读到一本书，英国十九世纪初作家和艺术理论家约翰·罗斯金的《艺术十讲》，读到了加藤先生的思想。心想，加藤周一先生读过这本书吧？就在这奇异的邂逅不久，传来先生逝世的消息。

　　……

　　读保罗·奥斯特的《红色笔记本》，过往岁月中的故事便涌现眼前，这些巧合是不是一种暗示，所有貌似无关的事物其实都由潜在的秩序相联系，这偶然的几处显现不过是冰山一角；或者，就是如织网的蜘蛛，将游丝投向空中，茫茫等待到达那一端，相应的事物还在酝酿之中。而《红色笔记本》中的那一则，就是题为“为什么写作”那一辑中的第五则，关于请棒球明星威利·梅斯签名的故事，“我”八岁时极其幸运地遇见威利·梅斯，而且正当他的好心情，愿意签下大名，可是，“我”没有带笔，错失良机，从此，“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支笔。当然，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然而这只是无数准备中的一次没有用上的准备，谁知道呢？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自觉的准备却实现了目的。这样说来，许多幸运的巧合其实都是有所准备的，如同作者在这一则让人沮丧的故事中最后说的:“如果你的口袋里有支笔，总有一天你会想要去用它的。”

　　然后，他还说:“我就是这样成为一名作家的”。作家显然是有特权的人，可以制造虚拟的巧合，这是在模仿大自然。而自然的手笔是无限的巨大和神奇，当世界上已经壅塞着那么多虚拟的巧合之后，它依然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着始料未及。

　　许多幸运的巧合其实都是有所准备的，如同作者在这一则让人沮丧的故事中最后说的:“如果你的口袋里有支笔，总有一天你会想要去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