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禁报令”有违科学决策

　　——四评北京地铁禁报令

　　一项自称为保护市民“安全”的决策，本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然而，北京的地铁“禁报令”，似乎并未收获多少欢迎。网络调查显示，仅8.43%的受访者赞成这种“一报独存百报杀”的做法，更多的则是批评和质疑“地铁禁报令”的声音。以至于有律师昨天到国家工商总局，举报“地铁禁报令”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对自身安全的需求，应远高于对几份报纸的渴望。但为何这一消除“安全隐患”的禁令，却遭遇到如此多的质疑和口水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科学决策的问题。一项决策是否科学，有很多衡量指标，但归结起来，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合乎民意，能否为民谋利，恐怕是最重要的标尺，并决定着政府决策的实施效果。

　　事实上，在北京地铁里，我们并未看到过因售卖报纸而发生危险的先例；事实上，无论上海、广州，还是伦敦、巴黎，人们也没有见过这种一刀切的“禁报令”。相反，“禁报令”的矛头所指，却是众多市民的地铁购报习惯、地铁售报员的衣食着落、京城纸媒的生存环境、乃至整个城市的文化生态……倘若无视这些因素，单凭几个“专题研究”就直接拍板，决策因此遭受“随意性”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退一步讲，即便需要防患于未然，简单地“禁报令”恐怕也并非最佳之举。面对“禁报令”，我们很容易想到此前一些地方“禁止春游”“禁止合租”“禁止摆摊”等种种禁令，正所谓，脑袋一拍就发一道禁令，禁令背后总有懒政偏好。从这个角度，“禁报令”遭受质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其实，如果地铁安全真与销售报纸有必然联系，管理者也不妨考虑，是否有更合理的管理方式？比如，我们常说要借鉴先进经验，东京、伦敦、巴黎的地铁都很挤，为何却没有类似的“禁报令”，比如，地铁虽然拥挤，但并非一整天都是人流高峰，是否可以像一位乘客所说，实行分时段管理？再比如，是否也可以像给信报划出指定位置一样，也给别的报纸划出固定区域，或者两者合二为一？是否可以考虑设立自动售报机？

　　在一个大众主体意识、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的社会，政府能否科学决策，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治理能力，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决策如何反映民意、响应民意，已然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文件把科学决策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为什么中央领导多次提出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地铁“禁报令”在实施的过程中，如何回应群众批评质疑，怎样听取民意实现科学决策，这不仅关乎有关主体的正当权益，更检验着有关部门执政为民的决心和能力。

　　特约评论员范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