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十月围城》讲述的是，1905年10月，孙中山到香港，清廷派杀手前去刺杀，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义士(陈少白，梁家辉饰)，商人(李玉堂，王学圻饰)，车夫(阿四，谢霆锋饰)，小贩(“臭豆腐”王复明，巴特尔饰)，乞丐(刘郁白刘公子，黎明饰)，赌徒(沈重阳，甄子丹饰)，学生(李重光，王柏杰饰)，戏班主(方天，任达华饰)，女儿(方红，李宇春饰)等，在清政府和英政府的双重压力下，在中环浴血拼搏，保护孙中山的故事。这样一群“草根”或“山寨”革命者中，有几位甚至连孙中山是何许人都不清楚，那么这群无意识的民众，是如何组织起来，达成有意识的革命行动呢？

　　黑格尔那著名的“理性的狡计”的概念说，那些世界历史人物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一起完成了那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也没有呈现在他们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世界精神的目的。我们可以做出另一番解释。当我们在谈论个人的意图和历史的意图时，我们其实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把不同的对象“主题化”了。当我们谈到个人时，他确实在发挥充分的聪明才智，即使在整个历史中他显得像个傻瓜，也不影响他在这一主题化时刻是个绝顶的聪明人，因为那把他看成傻瓜的观点，是在另一种主题化时刻得出的。在我们谈论历史时，完全不涉及个人是贤是愚的判断，构成历史的元素几乎都是同质的，这个人跟那个人毫无区别。打个通俗的比方，当我们专注一块砖时，它是毫无疑问地与其他砖块不同的，就像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是当我们专注一面墙时，这些砖的个体特征就全部被抹平了，这块砖跟那块砖完全没有两样，不同的只是它们所处的位置。

　　有人可能会说，片中其实真正为了革命的人并不多：沈重阳是为了女儿、阿四是为了老爷、他的一班兄弟是为了他这个兄弟、“臭豆腐”是为了老爷有骨气的话、方家女儿是为了报父仇、刘郁白是为了体面地去地下见那个他对不起的女人……真正为了革命信念的人就是李重光了，而他可能大部分也是靠一个热血青年的冲动思想。

　　但是革命本身有它自己的逻辑，不管你如何从自身打算，只要你构成它的逻辑链条的一个环节，你就会迸发出在这个环节上应有的力量。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其实是无法衡量的，结论往往都是all or nothing。你说孙中山有多重要？那么其他人也就有多重要。因为我们始终要深入到历史的结构、革命的结构中去理解这些人物。剥离了这个结构，孙中山也是nothing。其他人一定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只有他们构成的整个结构。有意识的个人行为不一定能构成有意义的行为结构，因为结构它不关注个体差异，它只关心个体有没有进入他应当进入的位置，从而维系住这个结构。同样，无意识的个人行为也不一定就不能构成有意义的行为结构。一群毫无共同信仰的人因为某个人物、某个事件的组织作用被拧在了一起，它就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我们只要把片中各人的行为动机稍稍挖深一层，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会通。李重光是因为陈少白的引导走上了最直接、最自觉的革命道路。陈少白是谁呢？是其父李玉堂的挚友兼革命资助人。阿四是因为老爷李玉堂的嘱托和为保护少爷李重光参与了掩护孙中山的行动。臭豆腐是因为李玉堂的乐善好施和骨气而接受了李玉堂的安排。刘郁白好像是为了体面地去阴间见自己曾经对不起的女人，但是谁给了他这个机会？是李玉堂。沈重阳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和曾经的女人不假，但是他的女儿和女人是受谁照顾呢？还是李玉堂。因此，从人物线索上来考量，李玉堂不但成了这次掩护行动的资助人，而且更是这次行动的强力组织者和策划者。上述这些人的赴死都与李玉堂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他们各自曾经的动机是什么这时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都导向了革命。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种动机上的会通。李重光毫无疑问是为共和的理想。阿四看来是为协助李玉堂和李重光，但是他对阿纯的爱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则是更深层的动机。“臭豆腐”为什么认同李玉堂？从深层次说，也是因为对正直、公义这些基本价值的信仰。刘郁白看起来始终都是为了那个他耿耿于怀的女人，为其自我沉沦，也最终为其自我振作。但是当李玉堂问他，为了一个女人，值吗？他却反问，为了革命流血，值吗？他们相视一笑。因为他们对根植于自己思想中的基本价值有着共同的信念。在他们看来，爱情也好，理想也好，这些基本价值超越了利益计算，是不得不秉持的东西。沈重阳看似动机最单纯，就是为了自己在懂事以后的女儿面前，能够抬得起头来，但是这个动机实际上把他引向了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信念。人与人的动机，人与人的信念，再多走一两步，就会走向深层的会通。这些动机和信念会通的结果，就是都指向了革命行动。看似散乱，却摆脱不了深层的联系。我相信，每一个单纯的表象下面，都有一个隐秘的形而上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使人之成为人的基本人性。

　　由此观之，革命崇高吗？它就在我们的私人计算之中，无论我是正气凛然还是蝇营狗苟，都不妨碍当我跟那些也或正气凛然或蝇营狗苟的人一起行动时，可能会导致一个重大的结局，这取决于我们的相对位移，跟我或他个人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行动一点关系也没有。革命遥远吗？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某个可敬的人，为了某个可敬的目的，或者完全相反，为了某个可憎的人，为了某个可憎的目的，这人、这目的就完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重新组织，从而我们也就在或知道或不知道总体目的的情况下，导致了一个惊人的结局。

　　那些牺牲了的人都白死了吗？如前所述，这些人一定跟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物一样重要或一样不重要。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互为背景，从我这个中心看过去，其他人都成了背景；从你这个中心看过去，我们都成了背景。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对某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的强调都预设了某种背景，只不过在特定的历史观主导下，这个预设常常是被悄悄隐去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可以反向理解，这个历史人物身后的背景很重要，或者更为健全的历史观是，不是人物重要，也不是背景重要，而是这整个事件重要。没有拿破仑，世界会有另外一番角力，另外一番图景，也会达到动态平衡。在历史的时空中，拿破仑要么和他的背景一起伟大，要么和他的背景一起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人怎么可能白死？缺了他们的一环，哪有后来的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起义，哪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历史不能假设，一假设整幅图景都会变换，连我们的当下都会不存在，而我们的存在正是印证了他们存在的意义。

　　(作者: 陈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