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是不是中国人的祖先——

　　探讨人类起源问题

　　记者：有关现代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起源的话题，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传统的化石人类学寻找证据的艰难，争议激烈，备受关注。分子生物学DNA分析研究的结果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似乎言之凿凿；化石人类学家则一直在试图寻找出一条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相对独立进化的完整证据链条，且成果不小。请您谈谈相关研究的情况、最新进展和您的倾向或看法。

　　高星：曾经有很多人问我：“北京人是不是现在中国人的祖先？”有的博物馆甚至认为北京人后来灭绝了、进化中断了，因而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告诉我要把北京人的陈列撤展。这显然是受到了见诸报端的所谓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的有关说法的影响，但这种理解显然是片面的。

　　北京人是东亚直立人时代的代表。从考古材料的反映来看，东亚的古人类连续演化的性状是非常清楚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铲状门齿”，这是80%以上的亚洲黄种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发现的直立人包括北京人甚至更早的170万年前的元谋人，都有这个特征。而西方人和非洲人只有不到 10%长着这样的牙齿。这个群体性的性状是亚洲人类连续演化的一个很好例证，这样的例证还有头骨的形状、尺寸和脸部的扁平程度等。

　　后来发现的蓝田人、南京人、和县人、金牛山人、马坝人等都表现出连续性，而且很多化石呈现出我们称为“镶嵌”的性状。比如金牛山人和陕西的大荔人，有既古老又年轻的特征。只有在本地连续的演化才会有这种过渡的类型。因而从人类化石来看，本土演化这条线是没有断过的。

　　从我所从事的考古文化研究的证据来看，这条线也是连续的。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体现的人类的技术，对资源开发的方式，一些工具的类型、形态，从200万年前到几千年前都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发生中断的情况。而非洲和西方同时代的石器演化的阶段性非常明显，比如典型的“手斧”的演变。我们国内也有少量遗址比如广西百色发现了“手斧”状的石器，但其与西方“手斧”的同源性存疑。在宁夏水洞沟遗址也发现了与西方同时代近似的石器，但这些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没有外来的文化取代本土文化的迹象；相反，体现的是一种很强的外来者被本土文化很快同化的现象。

　　从1987年第一篇文章发表开始，陆续有基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从现代人类遗传变异表现的角度来推测人类的起源，并将结论指向20万年前的非洲；或者认为从10万年前开始，人类进一步从非洲向外扩散，把所到之处原来的人类完全取代了。这种理论排除了外来人类与原有人类的混血过程，也就是认为原有人类都灭绝了，从非洲走出的人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因而北京人等古人类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理论显然是一种极端的理论。

　　最近分子生物学还有一个新的研究进展——20多个国家的研究者重新进行研究后“进一步确认”：大概10万年前左右，现代人类从非洲迁徙经过西亚、南亚，五六万年前从印度地区向东北亚扩散。这样，印度人也许会很高兴，因为他们马上要变成第一人口大国，更要成为“亚洲人的祖宗”了。

　　怎么看待分子生物学的这种观点？我认为也不能一味地排斥，虽然分子生物学那一套遗传变异的理论前提并不充分。分子生物学并不是立足于化石的证据，并没有从古人类化石提取DNA，而是从现代人进行推导。

　　我认为，分子生物学推导出的一部分人从非洲迁徙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只是一小股人群，迁徙结果最大的可能是被所到之处的原有优势人群或者融合、或者消灭。

　　人类的现在和过去都应该是多样性的。我跟我们所的吴新智院士也交流过，或者可以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能把各种分歧统一起来。现代人的起源模式或许可分为三种：非洲模式——连续演化；欧洲模式——一般认为欧洲原有的尼安德特人确实灭绝了，被替代了；亚洲(中国)模式——这是一种混合模式，本土人类的连续演化是一条主线，但有外来的融合，即少数人群从西方融入进来，最终汇入了主流。

　　记者：这是从直立人到现代人这个阶段，学术界存在的理论分歧。那么，从古猿到直立人这个阶段，现在的学术界是不是公认直立人是从非洲起源的？

　　高星：对，现在绝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个观点，因为目前最古老的猿人化石是在非洲发现的。但也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亚洲或者说中国是直立人的发源地之一，从猿到人的过程在亚洲也是独立演化的。他们认为，青藏高原的隆起迫使猿人的生活向人演变，从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来说是有这种可能的。但现在除了发现云南禄丰古猿等猿类化石外，还缺少猿人阶段的关键证据。有关专家一直在努力寻找这样的化石证据。

　　本报记者 卢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