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拒官，鲁迅拒奖，不但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反被后世传为美谈，这足以给后人留下很深的启示。

　　说起吴稚晖，现在已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了，但他却是民国年间一位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大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1943 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力邀吴稚晖担任新主席，吴坚决不干。他对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他还提出了“三不”的理由：“一、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二、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三、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以后，吴稚晖也据此理由，不担任任何官职。

　　与吴稚晖相类，有人对重奖也不“感冒”，如当年鲁迅先生就曾把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拒之门外。

　　1927 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时，曾和鲁迅的老同事刘半农商量，要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求他的意见。鲁迅得信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复信中说：“……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在中国现代史上，吴稚晖和鲁迅是两个阵营的人，鲁迅经常把吴当作“ 靶子”，进行讽刺批判。如在《“言词争执”歌》中，鲁迅就曾讥讽他说：“ 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此理”。不过在对待荣誉地位上，他们俩却有共同之处，都不太把这些“荣华富贵”放在眼里。在常人看来，当国民政府主席，拿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何等荣耀的大事！但他俩却避之远远，坚辞不受。是他俩不谙世故吗？当然不是，这恰恰说明他们头脑清醒，有自知之明。吴稚晖想的，是自己身上的缺点会给国家带来损失，造成危害。鲁迅想的，是当时“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得诺贝尔奖，只会增长一些人的虚荣心，“结果将很坏”；而自己也会因此不再安心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有负于这一荣誉。他们都能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而不只单纯为个人着想。因此对那些得之无益的名利，统统予以放弃。

　　吴稚晖拒官，鲁迅拒奖，不但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反被后世传为美谈，这足以给后人留下很深的启示。当今之世，人们似乎特别看重权势名利。在这些东西的诱惑下，有那么多不自量力的人为争个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又有那么多不学无术之徒为争名夺利而不择手段……结果却常常“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反落了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由此观之，吴稚晖和鲁迅的舍弃，正是一副不可多得的警世良药。

    文/戴永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