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

　　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

　　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

　　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

　　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

　　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

　　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

　　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

　　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

　　徐渭缘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绍说，徐渭是明朝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集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他开创了青藤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著有《四声猿》、《歌代啸》等反映现实的杂剧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写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徐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是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潘承玉认为，正是这种病态促使了徐渭能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在他的笔下妇女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金瓶梅》开创了我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沈炼同为“越中十子”，沈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沈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沈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著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

　　“写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认为徐渭创作《金瓶梅》的深层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会的黑暗、腐朽，社会道德的沦丧，人物心理的病态。作者的悲愤，最终转化成了悲凉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平民写作”之风，通过对现实社会黑暗面露骨的描写，预言了明朝必将走向灭亡，然而他所写的“丑”，并非以丑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写尽世间丑恶，呼唤正义、光明与善良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