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不亡国才怪呢

　　高俅其人还算有点良心，他发迹之后，正是苏轼由于朝廷内部党争剧烈、屡屡遭贬之时，这时高俅还记得回报恩公：“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相形之下，大宋朝另一个足球明星丁谓就差得远了。

　　丁谓做过北宋宰相，是个典型的“欺师灭祖”之辈，此前为了拍恩师寇准马屁，能够在酒宴上当众为寇准擦掉胡须上的羹汤，但后来寇准失势，他毫不犹豫跳出来落井下石，置恩师于死地。不过丁谓踢得一脚好球，司马光在《司马温公诗话》中就记录了丁谓的蹴鞠诗：“鹰鹘胜双眼，龙蛇绕四肢，蹑来行数步，跷后立多时。”

　　宋人刘邠在《中山诗话》也讲了丁谓的另一个故事：丁谓当上宰相后，球技出众的秀才柳三复为了升官，天天等候在宰相府球场的围墙外，有一天终于等到球飞出了墙外，柳三复捡起球以还球为名进了相府，在拜见丁谓时，他把球抛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头、肩膀、后背等部位颠球，球一直未落地，丁谓见此大悦，给了柳三复一个官职。

　　球踢得好跟能否做个有能力的官员，完全是两回事了。但是既然皇帝喜欢踢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自然风起云涌，丁谓、高俅、柳三复此类人多了，北宋不亡国才怪呢。

　　北宋亡后，这些足球高手们的下场不得而知，宋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道：“ 靖康间，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毬吹笛袁绹、武震辈，例藉其家。”也就是说，靖康之变后，朝廷把交际花李师师(就是那个与宋徽宗关系甚铁的一代名妓)、足球明星袁绹、民乐演奏大师武震等一群京城文化圈大腕抄了家。可见，当时球踢得好，不仅可以升官，同样可以发家致富的。

　　南宋偏安江南，蹴鞠仍旧盛行，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历史上第一份足球“ 首发名单”：“左军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跷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诠、右竿网张林、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

　　南宋亡后，蹴鞠依然流行，《明史》上记载：当时与朱元璋对着干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赌博、淫乐连在一起，隐然可与当今中国足球圈呼应了。

　　朱元璋称帝之后，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曾下旨“蹴鞠者卸脚”。明代足球已经式微，施耐庵著《水浒传》，塑造千古恶人高俅，自然是对蹴鞠极为排斥了。到了清代，皇帝也明令禁止蹴鞠，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此后，西方现代足球传入，流传数千年的传统蹴鞠活动自此烟消云散。

　　这些踢球的，今人连古人都是比不上的

　　中国蹴鞠为何未能演变成现代足球？

　　其实，答案不在古代，而在今天。中国足球何以沦落至此？不是为了竞技之美，而是把足球当成了一个工具：有的人要政绩，有的人要赚钱。

　　这些年来，所谓“足球市长”轮流登场，所谓“百年俱乐部”次弟易帜，急功近利的中国足球人迫不及待地拼命追求足球之外的东西：中国足协狂赌世界大赛为自己寻觅政绩，俱乐部利用足球向国家要政策要资源，得不到就退出；球员呢，涨薪不得，最后干脆直接赌球……足球从业人员，不是干一行爱一行，却如此冷漠地对待足球带来的特有的乐趣，又哪里体验得到投入足球后所得到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其实，足球本质上是个工具，它能够为你带来你所想要的东西。你可以利用足球升官，如贝鲁斯科尼；你可以利用足球出名，比如阿布；你可以利用足球赚钱，比如曼联的股东格雷泽。但是，有一个规则，就是必须按牌理出牌，必须先把足球做好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

　　但是，中国足球恰恰没有按照牌理出牌。为了达到目的，哪管手段之肮脏不法。功利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失范行为之丛生，由此引发中国足球行业秩序的混乱和恶质文化的潜滋暗长，及至今天难以收拾之局面──人人都想着捕鱼，却没人想到要养鱼，最终，连鱼苗都捕不到了。

　　从古代蹴鞠到中国足球，从高俅、柳三复到南勇、王铂，从来都缺乏“公平竞争”这一核心的体育思想。在古代，蹴鞠是为了升官为了取悦皇帝，你敢赢皇帝吗？在那种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体制影响下，蹴鞠不可能发展成为规则统一、公平竞争、推崇个性的竞技体育运动。在现代，虽然有完整的足球规则，但是却无人把规则当回事儿，足球成了赤裸裸的谋求一己之利的工具，连“掌门人”都卷入其中，谁还敢奢望中国足坛的公平竞争？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踢球的，今人连古人都是比不上的。

　　肖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