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去留之间

　　饱受生计逼迫滋味的顾颉刚，想要找条出路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卷进了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时代浪涛里。这时，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浪头，已然拍打到北京。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北大成立了救国团，顾颉刚亦参与其事，并应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编辑《救国特刊》，刊登在《京报》副刊；顾颉刚更写了不少纯粹学术以外的文字，想要编成一部通俗的“国耻史”，唤醒民众。

　　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前，又聚集了扛着“反帝”旗帜的人群。遗憾的是，这场运动却以鲜血收场，47人不幸罹难，史称“三一八惨案”。翌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下令逮捕通缉徐谦、李大钊等人。顾颉刚未曾参加这场运动，对于名列“黑名单”的这些人也不是很有好感，因为他们“实在闹得太厉害了”(《顾颉刚日记》，1926年3月19日)。

　　没有想到是，株连的网络越来越广。传闻北京政府“准备通缉之二百零八人，内北大有一百六十人”，朋友也来劝顾颉刚“暂避”风头。他虽认为自己过去“发表之文字，未尝及于政治，想不致牵入”，心下却不能说不紧张。北京这个人文荟萃的古都，在当时看来已非可堪久留之地。

　　就在几天之后，顾颉刚到中央公园的长美轩，参加了语丝社为林语堂饯行的餐宴，因为林语堂“以北京站不住，将往就厦门大学文科学长”。席间林语堂即邀请他一起同行去办研究所。顾颉刚想到自己“穷困至此，实亦不能不去”，却又觉得自己在北京的“基础刚布置好，舍去殊恋恋耳”。

　　正因为顾颉刚实在留恋北京的生活，所以即便得到了邀请，他还是举棋不定。好比说，老友郭绍虞招他往中州大学任教，被他拒绝了；反而，清华大学方面欲聘为“国文教授，月薪二百元”，即使“清华中空气甚旧，取其用度较省，可以积钱还债”，就让他心动不已。没想到，清华大学评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聘任案，他也只好死心了。

　　接到厦大聘书

　　胡适向来关照顾颉刚。5月，胡适访问英、美回国，顾颉刚去拜见恩师。因为胡适参与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处理事宜，知悉内幕，他给顾颉刚带来一则好消息：……将来可在退还赔款内弄一笔留学费，我们可一同留学。这使我狂喜。我在国内牵掣太多，简直无法进修。诚能出外数年，专事扩张见闻与吸收知识，当可把我的学问基础打好(《顾颉刚日记》，1926年5月13日)。

　　可是，这则让顾颉刚“狂喜”的美事，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干涸已极的他，需要的是及时雨的滋润。7月1日，北大“长官”也获聘为厦门大学国文系兼国学研究院主任的沈兼士，送来厦门大学的两纸聘书，“一研究所导师，一百六十元，一大学教授，八十元”，合计起来是两百四十元的薪水。这是在北京没有可堪比拟的职事和收入，顾颉刚无奈之下，“只得允之”。

　　令人告慰的是，想到厦门大学去的非仅顾颉刚一人而已。像是魏建功同样因为“经济困难”的关系，也想去厦门；当他到沈兼士处商量厦大国文系课程及研究院进行计划时，同来者更有鲁迅、张亮尘、陈万里与丁山诸人。可以想见，这趟旅程，他不会孤单南行。

　　况且，顾颉刚还想象着胡适带来的好消息。他写信给胡适说，一旦庚子赔款的事能够“梦想成真”，这趟厦门之行，只去一年就好，“如身体不惯，则半年。明年如庚款方面可以使我得一正当之职业，决计仍回北京”。所以在北京的“书籍什物，一切不动，只算作一旅行而已”。此志已决，顾颉刚终于准备离开北京，展开到厦门去的旅途。(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何妨是书生》)

　　潘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