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品评各家文人墨客

　　许倬云，1930年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历史大脉络》等。《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许倬云回顾自己为学术的人生历程，品评各家人物，不避过往恩怨，堪称一幅精彩的学林群雄图。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

　　1962年，我三十二岁，回到台湾。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有几个缘故:我对母亲有承诺，她不放心我，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史语所有承诺，要回来；其三，李氏基金有要求，虽然一般人都是要回来，但所有的李氏基金的人都没回去，我是没得到李氏基金，因为钱思亮校长花了很大力气，帮我找另外的钱，所以我欠钱校长的情。我是三重承诺，家、史语所和台大。一回来，我就在史语所复职，台大合聘，后来在台大做系主任。

　　当时三十几岁的人在台湾算非常年轻，老师辈都五六十岁了，甚至六十多岁了，需要有人接班。这么一来，立刻就引来很多同事的嫉妒。比我大的四五十岁的人，跟我同辈的人，我的学弟，没有出国的人，颇有人不服。这些都使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另外一方面，我在芝大民权运动得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台湾独裁专制很不相容。我也是不愿意低头的人，见不平，就抗争。当时国民党的压力过来，我反抗，钱校长帮我反抗。

　　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这些全面性的对抗，就是北大、清华系统转移到台湾之后，和国民党的力量的对抗。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到沈刚伯到许倬云，我的上面一堆大头，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首当其冲，斗争非常激烈，我三十三岁就血压高了。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

　　要我评论殷海光，我必须从《自由中国》说起。老实说，这一个刊物，威胁不了老蒋政权，台湾风雨飘摇，老蒋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华、台大这一系统的人作“异议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异议和分歧会使得人心混乱。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来演变成“台独”力量。李万居是当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国》是自由分子力量。实际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华系统下来的人，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当年在重庆，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来往。他可能有另树一帜的企图。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当年在南京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由他挑选候选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比胡适先生复杂多了。殷海光是笔杆子，是雷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李登辉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功夫不是外界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呼吸，我可以脑子一片空白，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在芝加哥开刀的时候，自己学出来的一道功夫。这说来话长，有个新西兰人在芝加哥教体育理论，他要研究一个人脑波显示跟行动的关系，就找我，因为我是病人。我一辈子不能跳，不能跑，他要看我脑子想的跳和跑，脑波显示是什么样。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没有可以观察的底线，怎么做？我们俩就一直在搞这个底线，搞到后来是用慢板的音乐，排除脑中的杂念。最慢拍子的音乐是《圣母颂》。我们先由《圣母颂》开始，再减到打拍子:哒哒哒。然后简化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哒哒哒哒。只要我一想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呼吸自然就静止，脑中就空了。这一套是打坐的人做不到的。等我的脑中到了底线，他再衡量我的空想跑跳动作的曲线。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跟王小波是缘分

　　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我跟王小波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会不会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垮台？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个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我跟他讲，社会主义是很好的梦，要做下去，这梦不做不行，我们才会有公义和公平，但是不能被人用国家机器、统治机器拿去，这他都能理解。现在，西欧国家在进行社会福利，做得比美国好。将来的社会福利会分散，不是一家管，不是国家管，可能由地方管，可能又以保险集团的方式管，将来五花八门都会出现，愈是多样化，国家机器干预的可能性就愈小。

　　我跟他讲:资本主义缺陷多得很，而且资本主义注定要走到穷途末路。我的梦里面还是希望有一个真正是平等、自由、快乐的社会。我觉得由国家主持这种事情一定会失败，但社区组织有可能成功，所以小海岛上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理想社会。

　　我让小波理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帮了他忙。

　　我也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练字练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帖了。文章要干干净净。

　　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后来，王小波有篇文章，我看不错，就推荐到《联合报》，得了奖。第三年，他得了《联合报》中篇小说奖，两个奖加起来当时是台币二十几万，在大陆是四五万人民币，颇能派上用场，他就不用工作了。这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他是较早用电脑写文章的人。

　　王小波是跟着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对他没用。他来找我，我建议他，不必随班上课，不如找我聊天好了，注册为“个别指导”。

　　他身体有缺陷，心脏先天性硬化，就走了。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她当时读的是社会学，杨庆堃先生和我是指导委员。她有选我的课。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别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她最近有一个同性朋友，对不对？也无所谓，人有自由，小波走了以后她也很寂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