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

　　全国解放后，席萍他们一家到了北京，在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我们见过一面。以后他们又去了广州，仍在药品检验所工作。1983年我听说她有病，和我们的孩子东海一起生活。后来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装了心脏起搏器。这两年，东海夫妇来过北京几次，住在我这里，照顾我的身体，东海还参加了当年洛杉矶幼儿园师生的一些活动，东海幼年时在这个幼儿园待过，与李铁映、杨勇等许多老同志的子女都是好朋友。东海的小名叫毛毛，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他们，小东海说：我的名字和你差不多，你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毛。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当时我们一排四个窑洞，分别住着高长虹、罗烽的母亲、张仃(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丁玲。丁玲对罗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陈云同志表示祝贺，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

　　丁玲对于她的历史，都很坦率地对我说，我也从没有对她的政治身份有过怀疑。她曾对我说，在南京时她得了伤寒，大病一场。住在医院里，田汉、阳翰笙两人去看她，她听见他们在外面的说话声，她知道他们也被捕，在南京演了戏，她很痛心，开始不想相见，怕徒增双方的难过，后来还是让他们进了病房，坐了5分钟。他们叫她“冰之小姐”。从这件事我就判断丁玲在南京没有叛变，她不忍相见，说明她对同志的感情。所以后来几次运动中，我都站出来为她辩护。1956年审查丁玲历史时，陆定一、周扬他们说丁玲被绑架后开始还有斗争，后来就没有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丁玲在南京时始终在同敌人斗争，如果她有过动摇，就不会逃离南京。

　　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终生帮助她。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我们新婚后，没有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她说，我没有当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

　　5 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

　　我们是反封建的，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也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们都有了孩子，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烈士的遗孤，都是革命的后代，也都是我们的后代。我对祖林、祖慧也视若己出。1944年祖慧在延安得了一次猩红热，她往日都住学校，开始两天发烧是在我们窑洞里，一天，有位医生来我们这里，谈话间得知还有个小病人，一检查，要我们赶紧送医院。我立即抱着她去医院，丁玲跟在后面。几天后祖慧出院，但还需要继续隔离，只好把她安置在山上单位的空窑洞里，每天想尽办法为她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结婚，祖林虽小，似乎不乐意。我每次陪丁玲到安塞幼儿园和保小去看他们兄妹时，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孩子们不愿见，不叫妈妈，假日接回家也不肯回，宁愿呆在学校里，和同学小朋友在一起。祖慧也明白，丁玲去幼儿园看她，幼儿园的阿姨让她叫妈妈，她就是不叫。祖林从不喊我叔叔，总是直呼我的名字，我不要他喊我什么，丁玲也不要求，直到解放后他去苏联留学，写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想还是应该喊叔叔。”这是他的主动，我觉得也好。

　　1975年5月，我们从秦城监狱出来，定居在山西长治郊区嶂头大队。1977年年初，祖林突然走进屋来，我没有看清楚，正要问他找谁，丁玲先说：“这不是儿子吗！”好不高兴。这次祖林到嶂头，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天天缠着跟妈妈谈话，谈到深夜，我有时劝阻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谈吧。”他都不听。他在山西住了好几天，可是从没给他妈妈挑过一担水，挑水、做饭、买菜、刷碗，那都是我这个“叔叔”的事。他很爱妈妈，但对妈妈的意见也很深，他妈妈晚年对他也有一些看法。他到山西，听我们谈话说捐了一万元给生产大队买拖拉机，他掉过头，说了一句话：“本性难移。”实际那些钱主要是补发给我的扣发了20年的工资。

　　我和丁玲都不爱钱，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中国作协的丁玲、白朗都不领国家工资，靠稿酬生活，连勤务员的工资都是自己发，还安排时间让他去上业余学校，这个勤务员努力学习求上进，后来考取了化工学院，1958年由于我们出了事，他没有去，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成为保管鉴别文物的专家。上世纪50年代中国作协办托儿所，一时没有房子，丁玲也捐了一些钱。朋友来借更不用说，舒群买书，丁玲说拿200元去，作协要陈企霞下去，他迟迟不走，丁玲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他说他要先弄点安家费，第二天丁玲就送去200元，并写了“以壮行色”几个字。后来批判所谓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查出这张字条，成了丁玲一条罪状。沈从文借钱，丁玲也给了。

　　陈明口述 据《我与丁玲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