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中国文化的课堂有多大

　　题外话：到2009年12月，我国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传播中华文化的554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于是又感动于S﹒H﹒E那3个小女生唱响的歌：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

　　他随身带的黑包上贴满了航空标签。后来知道，他坐飞机太多，航空公司给他优惠，买一般机票可以坐头等舱，而且只要旁边没人，可以给他一人三个座位。他经常把课排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四上完课就直奔机场，星期一常常从机场直奔教室。他已经飞得没了时差，一下机就演讲，偶而遇上恶劣天气，飞机在天空盘旋不能降落，学生在地上已经走进课堂，杜维明呢？

　　他到了，在上边。他到是到了，就是下不来。真是个Flyingman，飞人。

　　不论如何地疲劳奔波，只要一讲学术，就焕发起来，好像不是刚刚下飞机风尘仆仆，而是刚刚在沐浴间冲洗个痛快淋漓。各个不同的听者，都会觉得他讲的与自己相关——尽管他大都在讲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者一千多年前的程朱，尽管听者大都是美国现代青年。

　　哈佛的核心课程中，有一些是博士生必修的通识教育课。原先杜维明先生讲授的大都是西方课程，大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向校方提出要开一门儒家伦理的课程。校方怀疑这样的中国课程，能不能讲下去——也就是学生能不能听下去？

　　杜维明开始在普通教室讲儒家伦理，后来学生太多，改在梯形教室上课。学生又坐不下了，改到礼堂上课。又坐不下了，改到哈佛最大的山得斯(Sanders)剧院讲课。江泽民主席来哈佛演讲，就是在这里。

　　山得斯的一、二层，满满坐着六七百学生。开始，杜维明看到教室的地上、门外都挤坐着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走错了地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一下子来这么多听众。

　　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与美国现代青年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学生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人。如今他们很有兴趣地来听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不那样思考问题，说人是一个个的同心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层层地往外推展开来，影响他人。中国传统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路，就是这样设定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一个个互为影响的同心圆。

　　当然，杜维明是用英语演讲，但是语言只是运输思想的交通工具。在美国，行人恪守交通规则，唯独在哈佛，人们急匆匆地过马路，抢时间，抢机会。杜维明运送的中国儒家文化，吸引了这么多最有独立思想的最不受束缚的哈佛学生！偌大一个哈佛，只有杜维明是在山得斯上课的，杜维明的课堂最大，杜维明讲的中国文化的课堂最大。

　　为什么中国文化的课堂那么大？

　　杜维明左手半插在裤兜里，右手比划着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儒雅而有风度。他的左肩略比右肩高，左眉略比右眉挑。他着力讲话时，脑袋偏向左侧，加上高挑的左眉和高耸的左肩，他整个人就有一种执拗的牛劲，好像偏着头，牛似地全力冲向一个目标。不过他不属牛，他属龙，生在二月。据说二月生的龙，是抬头龙，头是昂扬的。

　　他昂扬的，是中国文化。

　　我左侧一个金发男生，杜维明讲课时他埋头作笔记，待有人发问，他才抬起头，用手把笔横着塞在嘴里。就这么久久地用手塞着笔，好像要把杜维明的讲课整个儿塞进去。

　　我看这么一个大厅的哈佛学生，佛教徒般地虔诚。而杜维明，微偏着脑袋，右手捂住胸口又高扬起来，掏心掏肺地真诚！台上布道，台下得道。在哈佛，我看到了一个学术的圣殿，文化的圣殿，中国文化的圣殿。

　　几百个黄头发、蓝眼睛，把眼睛的追光跟着杜维明移动，身子是不动的。几百个人就是几百座雕像。我很想拍两张杜维明演讲的照片。可是这里除了杜维明那很有磁性吸力的声音，再没有一丝杂音。如果按动快门，咔嚓一声，那都会声惊四座。那简直是太没公德的野蛮行为。可是，我应该把儒家文化的布道者照下来呵！

　　在这种场合发出咔嚓声，简直是当众出丑。我狠狠心，掏出相机，飞快地咔嚓一下。好像007溜进保密室偷拍文件。而且立即被发现了——周围的学生全都惊愕地转过头来看我。我也才知道，这些“雕像”原来会转动。

　　杜维明在这么个大厅里上大课，也总要留出一些互动的时间，让学生提问。他在台上一说大家可以提问了，台下那几百人的群雕，好像经仙人指点，全都活了过来。

　　很多学生举起手来。我前边一金发女生，一举手，她披的外衣滑落下来，瘦削的身材穿着一件黑色背心。她高高举起裸露的洁白的手臂，好像要把手伸进东方文化的神秘的云雾里。

　　杜维明的助教拿来麦克风，走到一个个举手的学生前，让他们对着麦克风讲话。感觉里那助教拿的是接力棒，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有很多的接力棒。

　　这堂课结束时，全场掌声哗哗，好像中国鞭炮，在西方世界震响。忽然想到，这一堂课，是由台上台下共同完成的。因为有了杜维明，才会吸引来几百名哈佛学生。也因为在新英格兰，在康桥，在哈佛，在这样的哈佛学生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杜维明。

　　杜维明的演讲从来没有讲稿。有一次他在教堂演讲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问题。台下一位牧师问身边的人：这位杜先生的灵修问题有没有解决？就是说，杜维明有没有加入教会？旁人说没有。牧师说，杜先生要是给我们布道，效果一定好极了。

　　英文世界里，传道士意味着代表上帝布道，意味着使命感。很多西方学者称赞杜维明像传道士，杜维明就不愿接受了。因为，中文世界里讲及这个词，似乎并不必然和学问联系在一起。

　　杜维明在大讲堂里开的必修课，常常有些女学生去占前排的座位，超越儒家伦理地观察讲台上这位儒学权威的形貌衣着。她们会说出杜维明有怎样的两件西装，怎样的三条领带，在什么场合系哪一条领带。她们很惋惜地觉得老师太不顾及自己了。老师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当然，这个洞只有这些非儒家的女学生能看到。杜维明自己是不知道的。不过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在北京也不无心疼地讲及杜维明裤子上的这个洞。

　　那么，我想，这个洞就是著名一洞了。

　　世人看来最风光的人，往往都过不上普通人的生活。一次杜维明先生主持召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资金一时没到。杜维明和他的助手只好拿出自己的信用卡先支付会议的费用。助手用自己的卡取出3万美元。再用杜维明给她的卡取，不，取不出来了，卡上没钱了。

　　杜先生，你的卡上没钱了。杜维明说，是吗？

　　我想，杜维明的生活中，一定有不少的“洞”。他五年没在家过圣诞节了。因为圣诞的长假，是他最可以飞行演讲的时间。唯去年圣诞他在哈佛——病了。要不，圣诞他又要一路演讲过去——台湾、香港、新加坡、北京。

　　很多科学界的会议也请他去演讲。譬如生态会议，杜维明就从儒学的角度来回应关于整个世界的思考。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现代人不能忽视的有用资源。

　　在哈佛，在英语世界，杜维明首创用汉语作为讨论的语言——哈佛儒学研讨会。我想，这决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人类——在21世纪的世界，中国文化对人类可能有的贡献。

　　想到他前些年提出的“工业东亚”的话题，觉得杜维明的儒学研究，总是和社会变迁，世界进步有关。中国文化和现代性碰撞激发的活力，使他把儒学从书斋引到现实世界中来。杜维明始终注意传统资源和现代化的相关性，这一点使他的儒学研究总是具有开辟创新的能力，而他对中国文化精神血脉的坚守与弘扬，又恰恰使他多了几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这种士大夫精神失传，学子回到书斋里。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杜维明要来大陆从事儒学活动了。那时大陆刚刚开放，一些大学对他要讲儒学还不大敢应承。以杜维明的聪颖，怕不会没有察觉。这边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吃洋面包吃得不耐烦了？

　　杜维明说：有些事情，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有些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做。做了也不见得有效果，不见得被人称道。但是你做和不做，就不一样。

　　如今儒学和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对话越来越活跃了。我想，如果有好事者把杜维明乘坐的飞机的航线，一道道记录下来，像做心电图似地记录下来，那么大体可以看出儒学在今日世界上传布发展的轨迹。

　　事业的成功为世人瞩目，事业的代价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他这样的飞行客，机票大体自理，文章却很少有时间“自理”了，文债累累。以前，人家逼“债”，他还可以推说明天就寄出。于是当夜赶稿。如今对方总是要他E-mail过去。糟了！

　　实在是，牺牲的时间是追不回来的。

　　他的博士生偶尔对他抱怨，说她忙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丈夫了。他说：我这样都不发牢骚，我焦头烂额到什么地步了？要在哈佛当学子，就只能作和尚尼姑！

　　这种“和尚尼姑”的决心，是怎样执著的激情！但他是感情内敛的人，于是人们从表面看到的往往只是他的理性。

　　杜维明的学问是动态的学问，是知和行合一的学问。虽然因之少了皓首书斋构建体系的时间，却使他那儒学能够面对当代世界，与各种思潮建立沟通，接受现代性的新模式的挑战，激活了多少黑眼睛蓝眼睛黄头发白头发。他的黑发里也偶有银丝了。但是他在任何会上都是最年轻的——我是说，他的心态。

　　他讲话很快，沉醉于他的学术观点，说话没有句号。他喜欢倾听，别人讲话，他总像一个最上进的低年级学生，勤奋地作笔记。作笔记的时候，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他什么时候都有一分书生的儒雅。

　　他看着别人发言时，常常双手合十，儒雅中更有十分的虔诚。明明是他主讲，明明是他主持，但是唯他记得最多、最勤，或许，手记的同时就直接点击进脑电图里了？最成功的人，往往是最“笨”的人。

　　美国华裔的孩子，往往怕念中文。因为平时用不着，不知读了有什么用，下了课再不愿讲中文。一个中文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中间谁是自愿念中文的？只有两个女孩举手，说：“我爱我的文化！”老师很吃惊。因为这两个女孩恰恰并不是纯华裔后代。父亲是中国人而母亲是美国人。不过这两个女孩的父亲，叫：杜维明。

　　那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以中国人自居，能背庄子，背《逍遥游》。当然，她们同时又是洋生洋长的美国孩子。如果家有中国客人，杜维明讲中文，讲得客人大笑，女儿就抗议：爸爸，你讲学术就讲中文，你讲笑话得讲英文，否则我不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不就像傻瓜了？你这是忽视我的存在！

　　“哈佛已经成为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的道场”

　　早上醒来，拉开窗帘，下雪了！平白无故地下雪了！我是说，我怎么也没想到，2月25日了，下起了这么大的雪。雪片好像不是一片一片飘下，是一朵一朵坠下。

　　梦溪(作者爱人)下午四点在哈佛燕京有个演讲：《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

　　代学术》。但是，厚厚的积雪里，车开不动了，人走不动了。小会议厅里，稀稀落落的只几个人，好像老太婆的一口牙，稀稀落落地空缺着，只剩几颗了。

　　那是我想象中的雪中开会的情景。其实会议室是满满的人，最后一个人没座位了，只好高高地坐在沙发间的茶几上，好像突起了一只虎牙。

　　有时候一只虎牙如同点睛之笔，带来些许活泼，些许生动。这只虎牙，使会场有了立体感和动感。

　　梦溪讲晚清以来，20世纪中国学术的新的高峰期，讲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讲陈寅恪的家世与情感，讲他的深沉的“家国旧情”，讲他对明清到民国的“兴亡遗恨”，讲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深度。这是做学问的通达之路，是独立精神和通儒大家所立的风范。这几年国内学术的拓展，与承继王国维、陈寅恪的传统不无关系。

　　杜维明插话：可以通到剑桥来。

　　窗外，大雪丰厚地、清洁地堆积着，积雪圈定了学术的纯洁与独立，积雪又演绎了学术对人类社会的铺天盖地的关怀。学术独立的百年情结，对学术前辈的至诚至敬，像晶莹的白雪，净化了、升华了今人的心境与情境。

　　我知道梦溪会讲好。但是主持人杜维明先生和学人们的提问，还是叫我吃惊他们怎么一个个全是饱学之士？晚上七点钟，又来到杜维明家里围坐下，探讨儒学问题。一屋子饱学之士和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

　　一只只包放在地上，茶杯放在地上，当然，还有脚放在地上。对，是脚，不是套着脚的鞋。进杜维明家本不须脱鞋，但今天每双鞋上都是雪。雪，塞进鞋底的一道道凹槽里，堆在鞋面上，掉进鞋帮里。这是波士顿今年最大的一场雪，好像老天存心要考验学人们求学的诚心和定力。我数了一下脚，15双。

　　客厅有两面落地格子玻璃门和一面格子玻璃窗。从门从窗看出去，厚厚的雪压在松树上，地面上，屋顶上。洁白的世界里，一盏盏灯越发地金黄温暖。那灯底下的人，或许在唱圣诞歌？从哪个角度看出去，外面都像一张张美丽吉祥的圣诞卡。

　　不过不是圣诞节，是文化节，是哈佛燕京的学人们营造的中国文化的节日。杜维明点燃了壁炉。望着壁炉美丽的火苗，学人们更加忘情地忘我地走进瑰丽的学术世界。

　　我不明白有的学人思想怎么会这么连贯，好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用打印机打出电脑里的文字稿。我不明白两位女性学者怎么这么有士大夫的饱学和关怀。这一屋15人，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巴黎来的，英国来的，和哈佛本校的。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就有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资源。一位台湾女教授，右边的短发老是从前额搭下，遮住半张脸。我想她经常埋在书本里，头发吞没了脸，如同学问吞没了她。

　　和一屋子饱学之士在一起，我第一次觉得，中文比英文难懂。因为英文只是夹杂在中文里的短短的点缀。Thehistorymoment，是的，这也是一个历史时刻。只是，我不知道历史发生了一些什么，因为，一探讨学术，他们一个个人都历史一样地深不可测。他们讲的话，每一个字，我是知道的，只是合在一个句子里我就不懂了。

　　我不知怎么想起一个广告语，好像说女人要由里而外地美丽，现在我是由里而外地专注。此刻我的外表也一定非常历史，恨不得一开口就说古汉语。

　　我的内心，尤其地激凌起来，恨不得像打苍蝇那样去捕捉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对不起，这个比喻太不得当。事实上我尊崇这一屋子的每一个人。而且深感文学的浅薄和学术的浩荡。只是，今天我突然不懂中文了。

　　他们在讨论些什么呢？我怎么也不能把我捕捉到的话连贯起来：学术和学术生命的活性——历史的此岸性、此刻性——中华民族的再生——两岸三地的互动，学术界良性循环的曙光——东西方价值取向重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儒学的十年机缘——提供机缘本身是极大的挑战——错过十年，我们就变成西方文明的消费国——儒家理念向外部发展的空间——softpower软性力量——儒家伦理和在世界范围的普世价值——中国经济的强大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可能发出的声音——儒学重在身体力行的——知识群体的独立和尊严——今天的儒学必须包括科学——中学西学的微妙混合——市场化社会对儒家的消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配置——儒家的带有宗教性的情怀——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我们不开创空间是我们的失职——21世纪是不是还有只做中国学问的奢侈——美国国会请杜维明讲《论语》——世界给你发言的机会，你发什么言？

　　我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从晚上七点到午夜了，学人们还在抢话：“我插两句。”“不好意思！”“你先说！”这次的讨论杜维明的秘书录了一盘又一盘，后来他干脆和录音机一起坐在柜子上。

　　杜维明家的狗看这么多人也没人理它，来回在学人跟前穿来穿去，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说这里有一屋子的学界骄子和一个凡夫俗子，那么这条狗就可以检测出来——注意力竟然被狗牵动的那个人，准保是凡夫俗子。It’sme，是我。

　　这场壁炉前的讨论，可以讨论到明天。哦，差不多已经是明天了——已经从晚七点到午夜了，快到明天凌晨了。我想起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哈佛已经成为在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国学’(中国学问)的道场。”壁炉里的火，杜维明加了又加。思想的火，生生不息。在世纪末的一个短暂的时刻——一个夜晚对于一个世纪来讲，自然短暂，在杜维明家一个壁炉前发出的声音，有如世纪般地深沉。

　　我不禁又想起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真理。

　　哈佛东亚系主任，捡起别人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吃

　　1999年2月14日，电视屏幕上方，打出一行很不鲜明的字：It’sover。过去了。克林顿的“外传”，从任何方面都写到了极致，话剧在演出，电视在搞笑，集美国文化之大成。不过未必有人来细析这个折腾全世界这么久的故事，因为，It’sover。人们提着精神的时候，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只是现在进行时，只是过程。一旦over，过去的就过去了。

　　我就觉得，政治短暂而文化恒久。

　　还有四天就是大年初一，这天是阴历二十七，杜维明邀所有来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和家属，都去他家包饺子过年。那得多少人呵？100多人，有人说。不到100人，有人说。客人们散坐在一楼、二楼、地下室，谁也搞不清有多少人，谁也没想跑上跑下去点人数。后来听杜维明讲，是80多人。他楼上楼下地数了。

　　杜维明右手握一酒瓶，左手还是插在裤兜里，那感觉，还是在哈佛大礼堂的讲台上，一个永远的演讲者。他的周围总是一些学人，总是儒家文化的探讨。

　　总算他来到地下室，那里更多的是妇人和孩子。妇人们在包饺子，孩子们在看录相——好莱坞的卡通片《木兰》。这部卡通片全美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达2300万美元。影片为中国的花木兰注入了美国电影文化的卖点，更为迪斯尼注入了东方文化的活力。杜维明走来盛赞这部卡通。我想，《木兰》里忠孝两全，那是儒家文化的好莱坞式的弘扬。

　　杜维明家的春节Party，那是中国文化的国际盛会。有各国来的中国人，有会讲或多或少中国话的外国人，也有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是热爱中国的美国人。一位不会讲中文的美国妇女，那么情真意切地对我说起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领养的时候，那女孩才4个月，现在已经12岁了。女孩小时候可漂亮了，现在也漂亮。她掏出显然一直带在身上的那女孩的照片给我看。她说女儿就是不肯学中文。所以她一定要带她到中国走走，一定要让她会讲中国话。她说着双手捂胸，好动感情！杜维明说，这是个过程，到一定时候她自己就会想学中文。

　　波士顿有好几百人领养中国女孩。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的唐人街上，前边走着一对美国夫妇，他们中间是一个四五岁的中国女孩。她一手拉着美国妈妈，一手拉着美国爸爸。女孩短短的花格呢子裙，长长的黑袜子，嫩黄的羽绒服，长长的披肩发。这个生动可人的背景叫我爱得不行。她的美国父母一边走一边弯腰和她说着话，更是把她爱得不行。我没有时间去探究为什么波士顿人领养中国女孩成风。我想，“木兰”移民美国后，会有更多的波士顿人领养小木兰。

　　波士顿这些小木兰的美国父母们自己组织起来，呼吁波士顿的中小学开中文课。那位对我倾诉的美国妇女，那么希望我去她家作客，她给我写下了电话、地址、名字。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她太爱她的中国女儿，看见中国人就像遇到亲戚似的。

　　那些日子我竟是安排不出时间去。我想，下次，下次，会有下一次的。我想，等我去的时候，她的中国女儿一定已经会讲中国话了。

　　在波士顿，在哈佛，很有一些不愿学中文的中国孩子，更有通晓中文的外国朋友。杜维明家的Party上不少“老外”(当然，在这里不知道他们是“老外”还是我是老外)用筷子，都比我强。这个80多人的中式自助餐,几乎是个筷子Show。

　　杜维明常讲善缘。我想，“缘”和“圆”同音，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圆吧。在这个Party上，因此有了这么圆圆满满的中国缘。

　　杜维明是最后一个端了盘子去拿菜的。那时长长的餐桌上已经没人了，只有一个饭粒。

　　我是说，他的视象，放大了掉在桌上的一个饭粒。

　　他捡起这个饭粒放进自己的餐盘里。当时，80几个人也不会有人看到这个细节，除了我。

　　没饭吃的人捡米粒那是当然，哈佛东亚系主任在自己举办的Party上捡米粒吃，那就令我震撼了。

　　那么多的菜吃也吃不完，怎么就先捡饭粒吃？这个时候，比起他在大教室演讲更像一个儒家文化的布道士。我想起杜维明爱讲的内化，他是把学养内化进人格里了。

　　1928年以来，号称百年以来，杜维明是哈佛东亚系的第一个华人系主任。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改变一个格局。壁炉里的火，热烈又并不张扬地燃烧着。窗外，风雪装扮着新英格兰的红砖墙，一簇簇金黄的灯火，好像一个个雪地里升起的壁炉……

　　后来，不久前，北京大学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叫：杜维明。

　　也是不久前，2010年1月4日《文汇报》报道，美国留学中国的人数10年増长6倍，2008年世界各国到中国留学的人数达20万。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在未来4年送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大专院校每天平均有超过51500名学生在学中文。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全球中国连接”，哈佛、耶鲁、康耐尔大学、牛津大学等40多所全球顶尖名校纷纷设立分部。

　　中国文化的课堂有多大？

　　陈祖芬

　　(本文照片为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中国哲学史》(中国)、《当代》(中国台湾)、《二十一世纪》(中国香港)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中英文著作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贡献，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