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凌子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凌孜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 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抓‘四人帮 ’，他们三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剑英身经百战，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 ，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那边90%就会赢，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父亲的布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他要往哪边走动，人们就知道他的倾向了，所以他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两人中间来穿插……。”

　　“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到哪去了四人帮也不知道。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的天衣无缝。“江青等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没有这么内行。父亲经历过白色恐怖的极端严峻形势考验，当然知道该怎么做！”

　　凌孜说，她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

　　“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

　　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四人帮”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凌子，回归“本业”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叶向真)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孜说。

　　而在父亲对凌孜的期许中，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凌孜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接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孜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凌孜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专业。

　　1981年，凌孜一人携《原野》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20年后，凌孜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是凌孜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孜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孜还收获了爱情，与钱壮飞的外孙罗丹结婚。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做了推荐。

　　1981年，凌孜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入围的亚洲电影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在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影片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

　　时隔7年之后， 《原野》解禁，公众才一睹禁片的真面目。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

　　1986年深秋，叶剑英元帅因病逝世。让凌孜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原野》之后，凌子又拍了《风吹唢呐声 》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子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 但这部片子又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子挥别影坛。

　　之后，她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并改名为凌孜。现在的凌孜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到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凌孜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历史就是这样。”

　　如今的凌孜，“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只是平静地生活。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海滨／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