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做雷锋”不是动摇雷锋精神，不是否认个人理应具备的公德，不是冠冕堂皇之下的伪善，而是在道德的社会功能发生明显变化之后，寻求个人义行善举的重新定位。

　　上海最近有项网络调查 “你愿意帮助陌生人吗”，在接受调查的3000名网友中，58%的人选择了 “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提供帮助”。如此表态，被称之为“谨慎学雷锋”，并引发人们对青年人能否继承雷锋优秀传统的担忧。

　　其实，“谨慎做雷锋”未必就是对雷锋精神的动摇，因为过去要求的那种无条件学雷锋，确实需要有所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

　　以前学雷锋不分对象，其典型表现就是满大街做好事，不用问经济条件好坏，但今天贫富分化严重，对穷人免费服务还有必要，把有限资源用在富人身上，其本人未必需要。在公益资源不足以满足困难人员需求的情况下，“以人为本”和“助人为乐”，都要讲求社会效益，争取最大的帮助效果。

　　以前学雷锋,强调的是人人都对他人承担道德责任，不管其中是否涉及法律义务，因为那时人们根本没有权利意识。现在不成，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分得清清楚楚，道德心再强，不能豁免个人的法律义务。 “彭宇案”给出的最大警示，是法律逻辑不承认道德良知的地位。任何头脑清楚的公民都应该明白：在法律的强制力面前，诉诸内心自律的道德不足以保全有良知的个人，要想做好事，要先筑起自我保护的法律工事。不管有没有彭宇案的先例，个人都应该这样做。谨慎些，不因自己的道德行为丧失自己的法律权利，是公民应该具有的理智。

　　过去学雷锋,不问实践者本人的奉献对他人的实际效果。不管我会不会游泳，看见有人落水，我都得跳下去，结果可能造成更多的伤亡。谨慎些，在关注道德行为的社会感召效应的同时，尽量避免让有道德心的人作无谓的牺牲，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过去学雷锋,要求个人全力以赴保护国家财产，还树立了不少未成年人扑救山火的英雄形象。今天我们更强调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在国家财产和公民生命之间，我们更强调生命的可贵；在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之间，我们更突出公民权利的价值。只要人在，一切财产都可以再生产出来，这是汶川抗震救灾时，国家不计成本抢险救人的内在逻辑。公民谨慎些，是因为国家在乎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生命。

　　总而言之，“谨慎做雷锋”不是动摇雷锋精神，不是否认个人理应具备的公德，不是冠冕堂皇之下的伪善，而是在道德的社会功能发生明显变化之后，寻求个人义行善举的重新定位，以实现道德与法律、道德与功利、道德与人心的双赢。这样的结果将对全社会道德意识、道德行为形成最大的肯定和支持，从而使有道德心的公民越来越多，符合道德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实现中国道德的可持续进步。

　　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