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李杨之争”怎能如此不严谨

　　——就《李政道传》与季承先生商榷

　　季承先生写了厚厚一本《李政道传》，媒体颇为关注。书里引用了不少文献，加了不少注释，而且还有科学顾问(博导)，看来学术水平不会低。作者季承先生说，此书他写了7年，而且七易其稿，可见是十分认真的了。季承先生在回答《济南时报》记者时说：“李先生对我写他的传记是支持的，也给过不少指导，提供过许多材料。对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至于他对这本传记是否满意，我无从得知，因为据我所知，他虽然向我讨要过数本复印本，可是因为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研究工作上的，可能还没有很好地通读。但我相信，如果他读了这本传记，一定会有恰当的评价。现在，我期待着他的评价，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见：中广网2010-01-08)

　　我看完这本书以后，觉得季承先生在好几处写得让我无法理解，因此提出来与季承先生商榷。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对这本书作整体评价。

　　(一)“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吗？

　　先看第29页：

　　李政道主张建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

　　这段话有两处不大符合事实。

　　杨振宁反对建加速器，最早是在1972年7月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座谈会上。座谈会由张文裕教授主持。在会上，杨振宁与有些中国物理学家的意见存在分歧。当时中国物理学家对于中国高能物理处于闭塞停滞状态非常担忧，希望能够迅速发展建造大的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和以此培养高能物理学人才。这种急切的愿望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当时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大学6年没有(通过高考)招生，工农兵大学生也只是刚开始招收，各种各样的科学人才都处于极端缺乏状态。考虑到这种情况，杨振宁对于一些人建议用巨额资金来建造大型加速器持坚决反对态度。无论参加座谈的物理学家用什么样的理由反驳杨振宁，他都坚持在当时绝对不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的观点是：“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一票赞成。”一位物理学家生气地说：“那我们就一直保持与国外的这个很大的差距？”杨振宁回答说：“我不是说永远保持这个距离。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学术活动记录(之八)》，第4页)有人笑称，杨振宁这一次是“舌战群儒”。以后，杨振宁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个意见。

　　杨振宁的意见是否正确这儿不是讨论的地方，但是请注意，李政道是1972年9月19日才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既然杨振宁反对建设加速器的时候，李政道还没有回国，何来杨振宁特意反对李政道？即使以后也许还有争论，那也与“特意”反李沾不上边呀。季承先生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至于“丧权辱国”之说，最早见于《李政道文集》89页：“1980年春，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教授、数学逻辑专家王浩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他是专程来告诉我，有一封以一位极有名气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为首的信，信中对CUSPEA极为反对，并对CUAPEA用了‘丧权辱国’……的大帽子。”(《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89页)

　　在这儿李政道并没有说出这位“极有名气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是谁，但是到季承先生的书里，就改成了杨振宁。季承的依据在哪儿？其实，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确有一位“极有名气的美籍华人”提出了“丧权辱国”说，但那决不是一位“物理学家”。至于究竟是谁，因为当事人还在世，这儿不提也罢。但是把这顶帽子戴到杨振宁的头上，季承先生至少应该举出足够的证据，不能如此随便吧？

　　(二)关于第六届罗彻斯特高能核物理年会

　　101—102页，这段话比较长，但是不可不读：

　　1956年4月3-7日，美国粒子物理学界例行的罗彻斯特会议照惯例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召开。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应邀参加。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θ-τ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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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已经有人提出用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去解释上述问题。例如，有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布洛克(Martin　Block)就提出了这种看法。他当时和费曼(Richard　P.Feynman)住在同一个房间，他虽然有这种看法，却没有勇气在会议上提出。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费曼，请他向会议转达。后来费曼照办了。李政道和杨振宁也曾有过这种想法，但经过考虑后，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李政道的分析是，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的弱作用力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结果就是这同一个粒子(即θ、τ)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这个结果就与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物理结果，与其他物理无关。提出前与提出后，“θ-τ之谜”仍然是孤立的一点，这种假设没有产生任何新的结论，不能解决“θ-τ之谜”。所以，单单提出宇称不守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有几位物理学家报告了他们为解决“θ-τ之谜”所做的努力，但都没有结论。李政道和杨振宁也做过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也没有成功。……

　　在回普林斯顿的火车上，杨振宁和派斯(A.Pais)愿意每人出一美元和惠勒(J.Wheeler)打赌，认为θ-τ不是同一个粒子，当然后来证明它们是同一个粒子，惠勒因而赢了他们两个两块美元。

　　“θ-τ之谜”正像杨振宁所说是一间封闭的黑屋子，物理学家们在这间漆黑的屋子里摸索，想找到出去的门……

　　在季承先生等编辑出版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季承、柳怀祖、滕丽编，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一书中的116-117页，伯恩斯坦在“宇称问题侧记”里，也讲了同样一段往事，看看伯恩斯坦的讲法与季承先生有什么不同。伯恩斯坦写道：

　　那年4月，当第六届罗彻斯特高能核物理年会在纽约州北部罗彻斯特大学举行的时候，在会议日程上，θ-τ之谜列为重要议题跃然纸上。在会议中，提出了许多解决这一难题的建议，但是都不能令人满意。在杨对奇异粒子的讨论做了一个小结之后，有一段时间讨论。讨论的纪要中有一段值得一提：“杨感到，只要我们对于θ-τ的简并还不太清楚，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思想开放。沿着这开放的思路，费曼代波洛克提出了问题：是不是θ和τ是同一粒子的不同宇称态，这一粒子没有确定的宇称；也就是说，宇称是不守恒的？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不是有一种明确确定右手或左手宇称的途径？杨指出，他和李研究过这一问题，但未得到任何确定结论。……因此，或许存在一种粒子具有两种宇称。……或许可以说宇称守恒……是可以被破坏的。可能弱相互作用都是来自这同一来源，即空间-时间对称的破坏。”

　　……那时，总的感觉是迷惑和挫折。杨后来写道：“那时物理学家的处境就好比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口。他知道，在某一个方向一定有一个门能让他从困境中出去。但是在哪个方向呢？”

　　他和李回去后就开始工作。最后，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决定要对宇称守恒的实验基础进行细致的研究。出人意外，这确实让他们找到了从黑屋子里出去的门。

　　伯恩斯坦明确写出了这次会议的主要事件“杨对奇异粒子的讨论做了一个小结”，而且特别说明“讨论纪要中有一段值得一提”。可是，季承先生文中亮出“θ-τ之谜”以后，立即作了一个“时空关系的转换”，说“李政道的分析是……”，至于杨振宁做了“小结”以及讨论中“值得一提”的发言却一字不提，而且特意把杨振宁、派斯和惠勒在紧张讨论之后开的小玩笑拿出来。玩笑拿出来当然也很有意思，但是要看放在什么地方。季承先生放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这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