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身份

　　5个“赵碧琰”中，肯定有一个是赵欣伯真正的遗孀，第六感官令津村洋介坚信不疑。他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对于甄别真假赵碧琰至关重要。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他相信这个电话会带来更多的线索。

　　“板垣夫人，我是东京地方法院的津村洋介法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您询问，您认识一个叫赵碧琰的女士吗？”

　　“认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认识的时候她还不到40岁，是个讲究穿戴的中国女人。”

　　“我最近审理一个确认身份的案件，其中一个当事人说最近见过您。”

　　“你说的是一下窜出5个赵碧琰的事吧？我看报纸了。”

　　“那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您熟悉真正的赵碧琰，那天的访客您觉得是她吗？”

　　“是，怎么会不是？我从她的脸型上一下就认出来了。我们谈了好多当年在一起的往事，她记得很清楚，应该不会错，是我认识的那个赵碧琰。”

　　“板垣夫人，能详细谈谈您和赵碧琰的交往吗？”津村洋介客气地说，“越多越好。”

　　“你是想知道一些真正赵碧琰的特征或者习惯吧？”板垣喜久子仿佛猜透了津村的心思，“你算找对人了。我和赵碧琰在昭和10年就认识了，那时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后来她家从高轮搬走，我们交往也十分频繁，差不多隔一段时间两人就要出去逛逛街或者到咖啡厅坐坐。”

　　“那你们一起吃饭吗？”

　　“经常的事。我告诉你，赵碧琰是不和生人吃饭的。”

　　“为什么？”

　　“她是个左撇子，但是赵欣伯不让她在生人面前表现出来，所以要是来了生人她就得用右手吃饭，她嫌别扭。”

　　“那她写字和用剪子都是左手吗？”

　　“写字当然不是，听她说是从小被扳过来的。拿剪子吗？我想想。我们在一起没太见她干针线活儿，不过好像也是用左手，在生人面前很少有人拿剪子啊，她没必要再扳这个习惯。你说对不对呀，法官？”

　　津村洋介道了谢，挂上电话时他心里有了主意。

　　第四次开庭，津村洋介没有询问，他让书记官给5个“赵碧琰”各发一张表格，请她们填写二战期间为了打理家庭财产来到东京后的一些细节。众所周知，成城町168号的赵氏旧宅早已在1945年毁于战火，藏宝地下室恰是在那时被美军发现。而藏在地下室的那批财宝，至今还保存在大藏省，连东京地方法院也不知道这笔财产的详细清单。津村洋介胸有成竹，这张表格将成为他辨别真假赵碧琰的重要依据，只有真正的赵碧琰才能给出成城町168号旧宅房屋的位置、藏宝地下室和所藏财宝3个最重要问题的答案。

　　他向“赵碧琰”们宣布她们有15分钟的答题时间，然后怡然自得地看着几个老妇人，他像在课堂上监考的老师，此时带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轻松感。有人的手开始发抖，有人额头流下冷汗，一向镇静自若的马来西亚赵碧琰盯着表格咬紧嘴唇迟迟不肯落笔，外表的不安出卖了她，她的胜算机会正在一点点溜走。津村洋介的目光最后扫向中国大陆赵碧琰，她低下头奋笔疾书，似乎无视其他人的存在。

　　15分钟过去，书记官收回表格。津村洋介不容5个老太太喘息，立刻抛出第二份考题。板垣喜久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需要用这个线索验证真伪。每个人面前是一个小托盘，里面有一把小巧的袖珍剪子和两张光滑的白纸。

　　津村洋介轻轻敲了一下法锤提示大家安静，开始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据我们了解，赵欣伯的夫人赵碧琰很喜欢女红。各位既然都说自己是真正的赵碧琰，那么我恳请各位动手展示自己的才华，目的嘛，当然是为了帮助法庭更好地判别身份。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剪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我必须提醒，那是不明智的做法。”

　　5个老妇相继拿起剪子和白纸，津村洋介的目光从左至右在她们手腕上飘移。右手、右手、右手、右手——前面4个赵碧琰都是右手持剪，跟他对事实的判断基本吻合。中国大陆赵碧琰没有先动剪子，她正在细心地把一张白纸对折起来。津村洋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紧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终于，他看到那个老妇人很自然地伸出左手去取小剪子，然后熟练地在纸上铰来铰去……

　　津村洋介长长吁出一口气，水落石出，可以尽快结案了。一分钟，最多只有一分钟，中国大陆赵碧琰把手中的剪子放下，她的作品完成了。书记官呈上5份作品，右手持剪刀的4个老妇剪的都是窗花，虽然有拙有巧，但形式大同小异。可是中国大陆赵碧琰用左手剪的是什么呀？两张折了四道线的长方形纸片，一大一小，软塌塌地摆在托盘里。这让津村洋介不免好奇。“你剪的这是什么东西？”他问左撇子老太太。

　　“金条。”老太太清晰地说。

　　“什么金条？”津村洋介惊讶极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两块薄薄的纸片后来在这个案子中会发挥关键性作用。

　　“我和我丈夫藏在成城町168号地下室里的金条，放在一个铸铁箱子里，上面有印记和编号。”津村洋介摆弄着纸片，用曲别针夹住重合的地方，果然看出一个立体长方形模样。两个模型，长、宽、高皆不相同，毫无疑问，老太太是在暗示箱子中有两种不同规格的金条，津村洋介打定主意庭审结束后马上派人到大藏省进行核实。

　　第四次开庭过去一周，津村洋介吃过午饭拿起当天的报纸。办公室的门“砰”一声被推开，他的助手，25岁的三浦原闯进来。“找到1945年保存的那批财宝的下落了，在造币局东京分局。”

　　“真的？”津村洋介站起来，“快拿出来看看。”

　　“和中国大陆赵碧琰当庭写的材料十分吻合。”三浦原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盖着印章的收藏清单放在办公桌上，津村洋介从柜子里抽出确认赵碧琰身份案第四次开庭的卷宗。等不及三浦原叙述他如何跑到造币局查找资料的经过，津村洋介已经趴在桌子上对比两份文件。在中国大陆赵碧琰的表格中，在“所藏财宝”一栏用整齐的字体写着:金条(长短两种)；指环(钻石和翡翠)；项链(金和珍珠)；手镯(翡翠和金制)；四方的手表等。造币局清单:金画框10个；金纽扣、翡翠指环、金手镯各两个；镶钻石的翡翠指环、翡翠盾、银制化妆盒。长金条8支，短金条19支。其中长金条长18.3厘米，宽1.4厘米，厚约0.7厘米；短金条6.8厘米，宽2.1厘米，厚约1.1厘米。对比这些数据，津村洋介从文具盒中抽出一把尺子丈量中国大陆赵碧琰在庭上剪的纸模型:第一个长17.6厘米，宽1.6厘米，厚1厘米；第二个长10.5厘米，宽2.2厘米，厚1.2厘米。扔下尺子，津村洋介一声感慨:“真不易呵。”

　　打开深灰色的硬皮卷宗，津村洋介看到赵碧琰在法庭上左手持剪的实况留在庭审记录中，他把手里的调查报告书和以往收集到的赵碧琰个人信息资料放在一起，希望这些文件引起后任法官的高度重视。这几份文件确实在赵碧琰的身份确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在1976年的庭审，而是8年以后的又一次开庭。那时候，赵碧琰财产案已经从东京地方裁判所转到东京家庭裁判所。

　　泠风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