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的变动中。出生那时，“九一八”事变，七岁时，抗战军兴，随后十五年，战争不断。自己的生命，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转眼，已是八十岁。

　　从另一方面看，我这一生，又目睹人类历史上空前迅速的变化与发展。我这一生中，出现了抗生素、雷达、喷射机、飞弹、宇宙飞船、原子弹、核能、电视、计算机、基因研究、复制生命……种种划时代的发现与发明。八十年间，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与幅度，超过了数千年累积的总和！

　　这一本小书，是一个身处巨大变化的小人物，将他所见所闻，留下一个记录，让他的三岁稚孙长大时，可以知道祖父时代的生活和观念。

　　——作者

　　辅仁中学：东林遗风

　　在明朝时，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强，对王朝政治非常不满，所以把书院作为针砭时政的地方，也可以在邪恶的世界里砥砺对方成材。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先生南渡设立的，但真正兴盛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当年东林书院可以住上两三百个学生。后来东林书院只剩了一个祠堂，辅仁中学就在祠堂的侧面。

　　辅仁中学是由四个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无锡人回家办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我们两百个学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师生。辅仁中学的老先生最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江南制造局第一批翻译数理科学的人中有不少无锡人。

　　我们读的教材一半的课程是英文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是英语教材。辅仁中学师资非常好，1950年以后，很多老教员被分配到大学教书。当时江南好学校不少。从扬州的扬中，上海的上中，到苏州、无锡、常州、太仓、江阴，每个县都有优秀的中学。最近南京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苏州第四，无锡一个地方出六十个院士，辅仁中学出十二个。这就是江南的教育。

　　在读辅仁中学之前，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随机抓到什么读什么。辅仁中学对我的帮助极大，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是跳跃的。我们小班十来个学生，我进去时程度最差，由他们带我到一定地步，很快我也跟得上了。高中三班，淘汰率很高，等到考大学时进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

　　在辅仁中学时，沈致平先生、裘维霖先生给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受这两位先生益处甚多。我们的老师都能兼教别的课，堪称全能，真是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宁可留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真是全心全意奉献。

　　入学台大：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台大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等到日本人撤退，教授只有五六个留下来，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大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大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错，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台大回忆：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

　　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

　　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