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采臣最后一次见到巴金是1995年。那年春天，他为宁夏人民出版社组稿来到上海，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巴金，兄弟畅叙离别之情异常高兴。但是，两位老人议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怎样为读者多出书、出好书。巴金一再勉励老弟抓紧时间，多为人民贡献力量。李采臣动情地说:“我老兄那么大年纪了，还坚持写书，直到无法握笔。我一定要为出版工作多出一点力，为读者多做一点事。”

　　(一)

　　山西作家赵瑜的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巴金的黛莉》，不仅引起了巴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更多的人关于文学的时代思考。作家陈歆耕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为何不“炒炒”巴金遗文》一文中谈到:“这一举动本身促使我思考一个作家究竟如何面对他的读者”，“巴金在与这位读者的信件往来中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博大的爱心。这份‘耐心’和‘爱心’在当下的作家中还存在多少呢？”

　　有感于巴金七封书信的最新披露，我忽然想到了前几年在银川淘到的巴金胞弟李采臣的亲笔自传，捧出细读，并搜寻和阅读了相关文章。透过泛黄的故纸和陈年的文字，我真切地触摸到了巴金和李采臣，这对同胞兄弟共同实践“把心交给读者”诺言的点点滴滴；感受到了一个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历史贡献的著名作家，和一个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的出版家，手足情深，棣萼相辉，燃烧丹心献人民的高尚品德。

　　(二)

　　李采臣的这份自传大体描述了其出生到1954年平明出版社公私合营的——段经历:李采臣于1913年10月30日出生，比巴金小9岁，在家子女中排行第14位。母亲在他不满周岁时就去世了，3岁多时，父亲又相继去世。后来，他被抱给祖父的黄老姨太作孙子，4岁进书房读书。11岁时，进入大成中学小学部读书。1929年考入华阳县立中学读初中。1932年春考入成公中学高中部文科第四班。高中读了两个多月，就由熟人介绍，先后当过税内录事、法院书记员。1933年离开成都到上海，找到四哥巴金，到了南翔立达学园高中部农村教育科读书，科主任是巴金的朋友陈范予先生。1935年春，他想去日本没有成功又不愿回立达，由马宗融先生介绍到南京伪建设委员会员东流农场以实习生名义在那里工作了四个月，后来陈范予来信劝导其回立达完成学业。在立达学习期间的所有生活费用都是由巴金和陈范予先生给予的。1936年从立达毕业后进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部工作。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他离开上海。随着战火蔓延，1938年2月和4月，先后在汉口、广州成立文化生活出版办事处，最终回到重庆。借住北碚黄角树马宗融先生家，旁听复旦大学垦专，想正式报考复旦，但终因经济原因，选择投考担任伪经济部农本局业务助理员，后又任绵竹农业仓库会计、安县仓库主任等职。还到私立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教过劳作课。先后经历两次婚姻，1940年月，与表妹高智珠结婚。高智珠去世后，1943年4月与舅舅之女陈宗浚结婚。抗战胜利后，主动给吴朗西、巴金写信，希望能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1946年5月回到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协理。1949年12月，创办平明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王辛笛任董事长，巴金任总编辑，李采臣任经理。

　　李采臣的这份自传的落款时间是“十二月十九日”，没有写年份。但是，从自传中的一句话:“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起——直到现在，算起来整整五年了”，可以推断撰写自传的年份是1954年。

　　(三)

　　从1933年抵达上海，到1936年进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6年完成平明社公私合营，直到1958年赴宁夏工作，李采臣追随巴金二十多年。兄弟之间相互砥砺、相互影响，演绎着——场文化战线的袍泽情深曲。

　　早在青少年时期，尽管家道中落，巴金和李采臣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在上海的巴金关注着留在家乡的弟妹们，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李采臣也经常给巴金写信要哥哥寄一些自己的译作给他看。1929年，巴金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出版时曾在序里写明这本译著是送给李采臣的。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影响很大，年轻的巴金有他自己的梦，他曾写道:“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巴金悄然地把爱的种子播撒进年少的弟妹们的心田。

　　抗战爆发后，李采臣和巴金为了“文生社”颠沛流离，在广州——起办《文丛月刊》，后转在柳州分手。抗战胜利后，李采臣从成都到回上海“文生社”，巴金只答应“试一试，先干半年看”，对他做事做人要求很严格，总对弟弟说:“我们做了好事不要张扬，做了错事就赶快纠正。”李采臣面对战乱中“文生社”现金短缺、原料缺乏、拖欠版税严重等困难，悉心经营，终于渡过难关，使出版社逐步走上轨道。“文生社”出版的书的内容和质量都由巴金审稿把关，没有为国民党出过一本书，出的都是进步书籍、外国文学名著。因为只出版进步书籍，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有才华的散文家陆蠡甚至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李采臣和巴金的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胁。“文生社”每次开会，国民党的特务都会在门口给他们“放哨”。“文生社”的这段经历把李采臣锤炼成了一个合格的出版家。

　　1949年底，平明出版社成立，一直到1955年底宣布公私合营，它存在和经营了6年。巴金任总编辑，王辛笛任董事长，李采臣任经理。在李采臣的经营下，“平明”以出书快、重视编辑工作的特点在出版界声誉鹊起，同业送给“平明”一个称号:“拼命出版社”。1956年1月，“平明”合并进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李采臣任出版室副主任兼校对科科长。1958年“新文艺”改组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李采臣任出版科科长。

　　晚年的李采臣曾经深情地说:“四哥巴金不仅是我的哥哥，更是我的同事和事业的领路人。”

　　(四)

　　1958年9月，李采臣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带着爱人和4个孩子支援西北建设来到银川。在宁夏人民出版社任出版负责人。后又在宁夏日报、区新华书店出版部工作。文革中，他掏过粪、养过羊，作“陪斗”。和远在上海的巴金一家人一样，经受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磨难。

　　饱受磨难的李采臣不愿重提往事，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只希望给国家做点事情！”改革开放的春天重新焕发了他投身出版事业的青春。尽管1976年他已在宁夏人民出版社退休，但1978年被聘为出版社业务顾问后，他似乎忘了自己已是花甲之年，南下上海，北上北京，给宁夏人民出版社组来冰心、李健吾等著名作家的许多好书稿。宁夏人民出版社也得以出版了巴金的4部作品。其中巴金回忆故人的《怀念集》就是巴金一篇篇寄给李采臣，再由他转给编辑的，版权也授给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其后两次重版再印，李采臣收集齐了巴金全部怀念故人的文章，二次重版时，他干脆自己出任编辑。他说:“因为我了解巴金，我才敢编他的书。”

　　2005年10月17日晚7时06分，一代文坛巨匠巴金在上海逝世！当晚11时许，李采臣接到成都侄儿打来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伤心难过得整夜无法入睡，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对来访的宁夏记者说，“四哥为国家做了不少事，为我国的文化事业贡献了一生。”“四哥的品格影响着我们全家人，我们兄弟姐妹做人做事都秉承他认真的态度。巴金的精神就是讲真话，我也是这样要求自己，我从来没有利用过哥哥的名气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私利。我来到宁夏安家、工作，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宁夏人，安心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宁夏，回到繁华的上海或家乡成都，这应该也是哥哥心怀大爱、高尚人品的精神支撑。”

　　在银川前进街李采臣简朴清贫的家中的水泥窗台上，安放着有一尊巴金的头像，这尊头像肃穆地注视着这个家庭:四世同堂的李采臣有5个子女，大女儿在甘肃平凉工作，二女儿在隆德工作，三女儿从银川糖厂退休，长子从宁夏新华印刷厂退休，小儿子自己开了个小理发店。

　　这个家庭，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全家人都在安安静静地本分做人，努力工作。他们从没宣扬过自己作为巴金亲人的身份，没有利用巴金的影响牟取过任何利益。他们所拥有的，是巴金给予的关注，是巴金留给的博爱之心。

　　2007年9月17日，李采臣在他的第二故乡银川逝世，享年95岁。

　　作者：汪新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