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诗人崔颢《黄鹤楼》诗中有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李约瑟博士伉俪一去，剑桥的中国庙没有了菩萨，留下一堆问题，就像白云在空中飘荡。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李约瑟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的后来被称为“李约瑟困惑”(Needham　Puzzl　e)的问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如此高明，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

　　问题一提出，应答者纷至沓来。基本是两种角度:一是以席文教授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就像张三为什么姓张，李四为什么姓李，是不需要追究原因的。有点不屑的意思。我来为他发挥一下，或许可以解释为，就像人的姓氏那样，是自然传承下来，并将继续延嗣下去。革命自然是不会发生的。深层次一点，则是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另一个系统，与西方科学技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西方发生革命，中国未尝必须发生革命。

　　此外，大多数学者则积极寻找原因。但不外乎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的政治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保守的儒家思想、科学家没有独立的地位等等。应该说这都不错。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1988年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国际讨论会上，我发表的论文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原因在科学本身，这是内因；社会条件只是外因。是封建体制和保守思想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这一点上欧洲在文艺复兴(Renaissance，14-16世纪)之前和旧中国并无不同。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没有马上产生新科学体系:文艺复兴号召的是“复古”而不是“革命”，是回复到希腊、罗马时代的辉煌，然后有了绘画艺术上的创新；有了指南针，开始航海发现新大陆；有了印刷术，自由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人性大为解放；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伽利略等科学家在天文学物理学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一大批科学家出现。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但科学革命仍需要科学自身的内力发挥作用。在我看来，科学革命首先要有方法论的革命。中国没有文艺复兴，固然是延续了思想禁锢；但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没有严重禁锢了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仍然不多不快，又当作何解释呢？西方科技革命的内在原因与他们的数学和机械制造基础分不开。中国古代文明中缺少几何学，缺少机械原理的研究，这是一种缺陷。但中国人的早期发明却导致了欧洲文明翻天覆地的变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　s　Bacon，1561-1626)说过:

　　“察看由发明所带来的力量、效能和后果，是很有意义的。这除了可从古代人所不知晓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察看出来外，此外实无其它更显明的事例。但这些发明的出处却暧昧无光。此三者已改变了全球的面貌和事态。印刷术之于文学、指南针之于航海、火药之于战争，都引起了不可胜数的改变。没有任何帝国、宗派和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上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更巨大的力量和影响。”

　　李约瑟博士的研究使以上三大发明的出处不再暧昧:它们来自中国；这里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三大发明在中国自己却没有产生那么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呢？

　　探其原理，我认为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实验科学的方法论，即原子论(还原论)的分析方法，是从培根开始的，恩格斯说他是实验科学的始祖。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蒸汽机的发明开始的。蒸汽机是二阶发明的结果。火力发电、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等等，无不是二阶发明的成果。相较之下，中国虽有大量的原初发明，却很少转化出二阶发明。水力磨面、爆竹、孔明灯等等都是原始自然力(水力、火力等等)的利用，这些原初的首阶发明很难产生科技革命。西方科学家尔后又有许多三阶、四阶……的发明，这就是现在原子能利用、电脑、互联网、火箭技术、卫星、导弹等科学技术。

　　可见，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来自于方法论的革命。培根之前，西方认识事物的方法与中国人并无二致，都是以宏观的观察为主，但分析的方法却使人类的认识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越分越细……而中国的古代科学，主要是朴素的系统论方法论的成果，至今仍停留在“朴素”阶段。

　　提出问题有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李约瑟困惑”提出的问题引起关心中国科学技术动力和前途的思考和争论，是非常有价值的。除了李约瑟的伟大著作之外，“李约瑟困惑”也是这位中国文化的友人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马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