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近代海军发展道路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与实践，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近代化的海军与海防。然而，海军与海防建设的实践者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心血与成果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竟然那么不堪一击。

　　大清国历史上还有一支“阿斯本舰队”，是由英国人帮中国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解散了。“阿斯本舰队”是大清国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怪事儿。在这个事件中，清政府一买一卖，外加送盘缠，白白耗费了白银70万两。

　　近代中国海军刚起步的时候，发展很快。1885年海军部正式成立，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短短的3年时间，中国海军就成为世界第七，亚洲第一。这个速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外购与自造

　　当时，大清国海军与海防武器装备通过外购与自造两个途径获得。由于大清创办海军与建立自己的海上防御体系是从零开始，无论在经验与技术上都是一张白纸，所以，最初的先进武器装备是从西方购买的。这方面的量很大。比如，李鸿章曾经一次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岸炮368门，装备从辽宁旅顺到广东虎门一线的炮台。李鸿章一次订购这么多岸炮，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

　　当时，大清派出几个武器装备采购团到欧洲各国，看谁的好而且价格合理就买谁的。采购团到欧洲后，很快觉得不舒服。因为，大清时的男人都有一根辫子，这对于欧洲人来说，真是太稀奇了，采购团的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围观，指指点点，甚至包括那些军火厂商。这就影响了采购团的情绪，他们不想买什么了。转了一圈，就到了最后一站德国。可是，在德国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待遇与在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没有人围观，没有人指指点点，更没有人耻笑。原来，德国人一直跟踪着大清国的武器装备采购团，获取相关的信息。他们知道了采购团在欧洲其他国家遭受的嘲笑，于是事先做了周密安排，给予礼貌而热情的接待，甚至还让夫人出面一起陪着照像。

　　采购团一下子心情好起来了，他们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于是，回国后，立即向李鸿章汇报，建议李鸿章从德国采购海防装备。

　　从这个插曲来看，当时，大清国进行海防与海军建设的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当时西方列强并没有将晚清军事变革视为对自己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是给予了利益驱动下的支持。

　　晚清军事变革发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一方面，中国的贫弱成为西方列强扩张的对象，这是外侮；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扩张以占领中国的市场为原则。因此，他们把清政府为了“强军”与“海防”而购置武器装备，视为购买他们其他商品一样简单，并不给予限制或制裁(换句话说，西方人对中国的武器进口垄断，一不必要，二没有学会)。北洋海军的绝大多数军舰都是外购的，而且各国都争先恐后地把最好的军舰卖给中国，以图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而晚清军事变革又是从武器装备起步的，因此，变革的起步非常快。清政府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从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军国家。

　　当然，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外商(都是外国军人)在帮助购买武器装备时，往往以次充好，一枚12磅炸弹竟要30两白银。这样，大清国又决定自造枪炮。1861年1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拉开了晚清军事变革的序幕。后来，由于安庆内军械所生产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清政府又决定成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生产出中国第一艘军舰和大批武器装备。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凡直隶督臣及江南各省所用武器，均为江南制造局提供。

　　同时建立的马尾船政局，最大规模时有13座工厂，占地40万平方米，有3000余工人，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专业化造船厂。40年间，共建造舰船40艘。

　　“阿斯本舰队”

　　大清国历史上还有一支“阿斯本舰队”，是由英国人帮中国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解散了。“阿斯本舰队”是大清国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过程中出现的一大怪事儿——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外交部。这时，各个列强国家认为，要想更好地谋求在中国的利益，还是和清政府打交道好。可是，中国当时正发生一件大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作为对清政府割让中国权益的回报，各列强答应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太平天国有一名将叫忠王李秀成，这个人非常了得，他是太平天国后期作战的灵魂之一。李秀成在1860年3月19日攻克了杭州、宁波等地，并继续向上海推进。这时，咸丰皇帝刚死，6岁的小皇帝刚刚继位，慈禧太后年轻守寡，还没有掌握中央大权。主持清政府内外事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咸丰的弟弟、新皇帝的叔叔奕訢。奕訢听说李秀成攻下了杭州，在向上海推进，心里慌了。因为，他得到一个情报，李秀成攻打上海的目的之一，是要到那里购买外国的舰艇与火炮。如果让太平军弄到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等于给他们安上了翅膀——如虎添翼。

　　于是他要赶紧想办法，要赶在太平军之前购买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把水师武装起来。因为，在长江流域与太平军作战，没有舰艇很被动。

　　奕訢是负责清政府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相比之下，他熟悉外交与对外贸易事务，换句话说，他知道要买先进的舰艇应该去找谁。于是他找到两广总督劳崇光，因为两广总督衙门在广州，而广州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窗口。

　　劳崇光不敢怠慢，马上找正在广州的英国人赫德。

　　赫德在中国近代史可是大名鼎鼎，他曾一度掌握中国海关达48年之久，为英国扩大在中国的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他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也就是广州海关副关长。

　　赫德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在中国的另外一个英国人——李泰国。

　　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一个机构名叫“海关总税务司”，也就是中国的海关。由于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社会，部分主权已丧失，再加上中国急剧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缺乏与世界对话的人才，所以这个机构从成立一开始，就由外国人负责管理。李泰国就是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

　　李泰国是著名的中国通，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总代表。他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国内。

　　英国听到了这个消息太高兴了。因为，如果弄得好，可以将中国海军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指令李泰国，立即帮助中国在英国购买军舰，并组建一支“英中舰队”。

　　李泰国把消息反馈给了奕訢，最后敲定用白银65万两，购买7艘军舰。

　　购买军舰的过程非常顺利。1862年10月27日，清政府批准这7艘军舰分别命名为:“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和“穆克德恩”号，并以三角龙旗为军舰的旗号。同时，还派遣了几百名官兵上舰服役。李泰国还招募了600名英国海军官兵上舰服役。

　　按说，我出钱买军舰，你拿钱帮我的忙，事情到这本也就完了，但一个国家如果弱到连主权都保护不了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会出什么事情。

　　李泰国购买完了军舰后，于1863年1月16日，找到一个名叫阿斯本的英国海军军官，两个人签定了一份合同。

　　阿斯本40岁，是英国海军中校，曾经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这个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南京与太平军打过一仗，当时他是英军“狂暴”号舰长。

　　这份合同共13款。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皇帝必须任命阿斯本为中国海军总司令，使其拥有管辖中国所有船只之全权，任期4年，并不得另任其他外国人为总司令；

　　第二，阿斯本只遵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旨意，其他部门的指令概不遵行，阿斯本有权拒绝任何命令；

　　第三，该舰队是由李泰国和阿斯本所管辖的外国水师，在任用外人、悬挂外旗等问题上，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第四，李泰国应立即行文支领足够4年之用的各员的薪俸及各船经费。

　　该合同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政府花钱购买的军舰居然变成了外国水师。该合同不仅违反了清政府与赫德最初订立的购船协议，甚至连基本的商业道德也不讲，表现出的只是殖民主义的霸道和专横。

　　其实，李泰国与阿斯本签订这份合同的目的就是控制中国的海军舰队。

　　因为，当时清政府已有一支由英国军官戈登指挥的“常胜军”，如果再加上这支海军舰队，两支武装都归总税务司管理指挥，就可以更好的控制中国的政局了。

　　李泰国与阿斯本的合同，连赫德都觉得太过分了。赫德对李泰国说:“你这样做是不能容忍的，有害的！”

　　这份合同，中国清政府起初并不知道。

　　1863年4月4日，阿斯本率领舰队起航驶向中国。李泰国先于阿斯本舰队抵达中国，并与赫德在1863年6月到达北京。李泰国到京后，清政府才知他与阿斯本签订合同的事情。

　　清政府各级官员对这个事件非常震惊。

　　奕訢与李泰国争论长达一个多月，最后坚决废除了13条合同，重新拟定了《轮船章程》，规定:

　　第一，舰队指挥由中国人担任，阿斯本为副手，并由中国方面主持舰队事宜；

　　第二，舰队中的外国官兵由阿斯本进行管束，对其中骚扰百姓及作出不法事情者，应予以严惩；第三，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行船放炮等技术，阿斯本务须督同船主员弁，实心教练等。

　　对这些新的规定，阿斯本却不同意。1863年10月18日，李泰国和阿斯本一起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申呈，坚持要履行其私下订立的合同13条。

　　清政府还没有昏庸到连数都不识的地步。奕訢想，我再弱，也有个底线，中国兵权不能把持在外国人手中，这就是我的底线！我花钱给你们英国人建立一个舰队，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宁可把舰队解散也不能答应你们英国人的无理要求。

　　还果真让奕訢给说着了。

　　英国驻华公使馆说，你废除李泰国与阿斯本合同，我就降下英国国旗回国。这是典型的威胁！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上任，途经伦敦，就此事在中英两国间进行斡旋。

　　最后，决定解散这支舰队，将7艘军舰驶回英国拍卖；中国清政府发给600名英国海军官兵路费，另外付阿斯本一万两白银的劳务费。至此，被弄得沸沸扬扬的阿斯本事件才告结束。

　　在这个事件中，清政府一买一卖，外加送盘缠，白白耗费了白银70万两。

　　对这件事情，清政府是越想越气，好不容易弄个舰队，就这样夭折了，真是倒霉！于是，把李泰国在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解除了。

　　腐败带来的内部阻力

　　大清国走到19世纪中叶的时期，已是千疮百孔了，其中腐败的大漏洞，就足以致命。

　　就拿购买武器装备这一点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买武器装备用的钱可不是三瓜两枣的，要用一大笔钱。要使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不是中饱私囊，只有两个办法，一靠道德自律，二靠对权力的监督。道德自律有作用，却有限，私欲冲破道德的底线简直易如反掌。这样，就需要法律之下的权力监督。但是，专制政体的政治文化特点又决定权力监督的空白点。这种悖论使得政权结构布满了漏洞，这也就给了掌握权力的人腐败的机会。握有采购军火大权的人几乎没有不贪的。一支洋枪市场价格不过2两银子，但是广东地方政府却报价6两。江南机器制造局从一成立，就虚报各种费用，然后把差价留在自己腰包。当时就有人说，只要在机器制造局管事一年，终身就可享用不尽了。尽管这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贪污的事实总是有的。沈葆桢为什么不愿接左宗棠的班当那个船政大臣，他提出的船政大臣“七难”之一，就是担心具体的承办人员“先饱私囊”。

　　反对中国加强海防和建立近代海军的刘锡鸿，攻击力挺海防和建立海军一派的观点之一，就是在内政改革还没有完成，腐败之风没有遏止的前提下，加强海防与建立近代海军，就是瘦了国家，肥了个人。

　　有权力的人腐败，那些普通的工匠也想方设法地捞便宜。沈葆桢说的“七难”之一，就是“内地工匠专以偷工减料为能”。他说，我不怕说人不好好教，不认真顾问，而担心内地工匠马马虎虎，散漫已成痼疾。

　　举个例子，在后来成军的北洋舰队，一个修理所的工匠月薪3两白银，但是实际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一般工人。北洋舰队旅顺修理所工人杨贵光自己就与亲人窃语:“时常带些杂铁，售于铁匠钉马掌，也有些许进项。”

　　真是到处有漏洞。据说，在大清国建立一支舰队所花费的成本，要比日本建立一支舰队的成本高出将近一倍。而这中间很多钱，不是花在国防上，而是让人给塞进自己的腰包了。甚至连大清国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也把手伸到了建设海军的经费里，用400万两海军建设经费，为自己过生日。

　　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转变与实践，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终于有了自己近代化的海军与海防。然而，海军与海防建设的实践者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心血与成果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竟然那么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