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来自祖国大江南北不同民族地区的民族舞蹈家崔美善(朝鲜族)、阿依吐拉(维吾尔族)、莫德格玛(蒙古族)、刀美兰(傣族)相聚在举世瞩目的东方歌舞团。

　　让我印象尤深的是1964年，我们在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和歌唱家才旦卓玛(藏族)相遇。我们同在一个舞台上各自表演本民族音乐舞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献礼演出，至今相隔45年了。我从草原深处来到祖国首都北京近半个世纪了，也就是那部家喻户晓人们百看不厌、经久不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六场民族团结，成就了我们几位不同民族同胞的友谊。

　　陈毅副总理推荐我和崔美善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难忘参加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我和崔美善参加音乐舞蹈《东方红》之前，我们1963年底至1964年初随中国艺术团赴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西德欧洲六国访演了半年之久，1964年7月30日回国的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当天陈毅外长在锦江饭店接见艺术团部分主要演员，陈毅外长满面笑容地说:“中国艺术团倾倒了巴黎，轰动了欧洲。为中法建交打开了一扇门。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份报道，上面写着‘莫德格玛表演《盅碗舞》谢幕6次，返场演出2至3次’，我以前在东方歌舞团晚会上看过莫德格玛表演《盅碗舞》，在这之前我在内蒙也看过她表演《盅碗舞》，确实民族风格浓郁，这次还想看看你表演的《盅碗舞》啦”。还鼓励我们说，“年轻人嘛，接受新事物快变化大，在实践中成长要经受住种种考验嘛，要让她(他)们多见见大世面喽……”。接着，在上海锦江饭店，陈毅为艺术团接风设宴，我坐的座位正对着陈毅副总理的座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中央首长同桌进餐，不免有点拘谨。一来我的辈分小，在主要演员里年纪21岁算最小，大家都把我当成是后起之秀；二来我最怕张扬，比我大很多的前辈艺术家杜近芳、崔美善、张美娟等都在艺术团里，我当然是小字辈了。

　　我们在欧洲啃了半年洋面包，连续了半年多的巡演后，飞机终于把我们带进了祖国，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看见来的首长像看见亲人一样。在锦江饭店的宴会厅里，菜肴一盘接一盘地端上来，可我只尝了一口第一道菜，筷子再也拿不起了，听到陈毅同志要看《盅碗舞》，我马上站起来向在座的首长们一一行礼，但现场没有道具，我又小跑着追上端菜的服务员，跟她进了饭店的厨房，讲明情况后向厨师要了三个碗顶在头上试了试，又找到了类似酒盅的小作料碟，当做《盅碗舞》道具，躲在一个像幕布一样的落地窗帘后头顶着碗活动了几下，赶紧抱着一摞碗碟返回宴席座位上，陈毅见到我这个模样子，仰面大笑，说了一声:“真可爱！先吃饭嘛……”，此时同在艺术团的“东方团”的成员齐俊江、汪永生、雨虹和艺术团团长助理王黎等一拥而上给陈毅首长敬酒！雨虹和汪永生、齐俊江还特意对我提醒着“小玛呀，赶紧吃点东西，每道饭菜可好吃呐，咱们在欧洲啃了半年面包呀，回国的第一顿饭先吃点吧”，她们几位看到我紧紧抱着一摞作道具用的碗和盅子端坐着的样子，又过来补充了一句，“要不然我们给你打包吧，你给首长演完《盅碗舞》再吃吧”。其实此时的我心里非常满足，一心想着向首长汇报自己这半年随中国艺术团赴欧洲的演出节目，这顿饭菜再丰盛我也吃不出味道了。

　　当时我的简装演出似乎胜过了盛装演出，餐厅服务员很快把餐桌收到一边，进行了联欢会场的布置，艺术团安排我表演《盅碗舞》，我头顶着上海锦江饭店的碗，手持酒盅，身着练功衣，脚穿练功鞋(当时演出服装道具还没托运回国内)，就这样，我在艺术团乐队伴奏的精彩配合下，表演了《盅碗舞》。陈毅外长观看后，面带喜悦不停地鼓掌，我深深地鞠躬行礼。一抬头见到陈毅站着鼓掌，我急忙跑到他的面前单腿深深地跪下，说了一声，请首长落座，谢谢！乐队再次演奏要我返场表演——我起身投入乐曲之中返场演绎。这回在音乐结尾跑下场的时候，把碗和酒盅道具头巾全部塞给正观看表演的演员中的长者雨虹老师，然后汗水淋淋地直奔饭店电梯，回到房间冲洗，换上了最喜欢的刺绣衫和裙子后又返回联欢场地。崔美善拉着我的手走向陈毅副总理，陈毅副总理嘱咐道:“莫德格玛你回北京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型歌舞，崔美善你也要参加的嘛，她们已经开始集中编排了，周总理调动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工作者”。

　　把善良的田雨团长惹生气了

　　回到北京，团部通知我和崔美善立即向《东方红》导演团报到，我们立即赶到导演团驻地。到了导演团驻地，负责舞蹈方面的总指挥胡果刚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安排我先看已经编排好的蒙古舞蹈，我看完这段编好的蒙古舞蹈之后，什么也没说就返回东方歌舞团了。没想到田雨团长批评我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请假擅自撤离，“王昆是你们几位的组长，你不能自作主张。”我听这样的严厉批评一下就慌啦。一来我不知道王昆是我们的组长，二来我不知道这位大艺术家在哪里。但我意识到这件事的确事关重大，崔美善、阿依吐拉见到我就开始责难，莫德格玛你真不像话呀，昨天下午《东方红》第六场民族大团结排练蒙古舞蹈空场了，你怎么不来呀！有什么事跟我们商量，别自作主张嘛。就这样，我被大家围住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尽管这是开诚布公的批评，但我感到大家的这种方式是一种饱含肺腑之言的温暖。

　　遇上了有军人气质的胡果刚

　　第二天一大早胡果刚派人把我接回导演团驻地，他十分和蔼地对我说:“莫德格玛你怎么能什么也不说就走啦，现在我要听取你的意见，咱们大家为了把事情做好，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千万不能有顾虑啊。”听了胡果刚老前辈的话，我开始冷静下来，几乎是有点毫无顾忌地说:“我不喜欢已经编排好的那段蒙古舞蹈，它不是内蒙古舞蹈的风格，没有什么技艺，动作也不美，我没看上，反正不适合我演。”话说到此，我停下来看了看在座的人，觉得可能有点失言了，吐了一下舌头双手捂住了嘴。胡果刚笑了，并鼓励道:“说下去，这样很好！”，我接着又说，“《东方红》这么重大的内容，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原原本本地表演《盅碗舞》也不合适，因为它的音乐是鄂尔多斯地区性的，不能完全代表蒙古族音乐舞蹈的典型特点。再一个，光我一个人恐怕担当不起，我建议邀请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蒙古长调的主要独唱演员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还有马头琴演奏者桑都仁”。胡果刚把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的姓名一一记在本子上，当下就表示:“莫德格玛，你的建议和想法很好，我们军人喜欢明确直接，我立即向导演团总部报告，放心吧，我马上落实。”我记得仅仅隔了一天，哈扎布从内蒙古赶来向《东方红》导演团报到了，马头琴演奏也有了，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马头琴手阿拉坦桑。这一回，我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我真的很幸运，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刚毅真挚胡导演。

　　从此，我特别痛快地服从导演团安排，在第六场程玳璋和王世奇导演的安排下，我在排练场上就像公开演出一样尽职尽责，每次排练都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在音乐舞蹈合成排练的时候，哈扎布的蒙古长调和马头琴伴奏阿拉坦桑参与进来，提供了大家喜爱的这段舞蹈的开场引子蒙古长调，音乐衔接处四拍子“功哒哒，功哒哒，功哒哒，功哒哒”进入了方正结构的中速原本是爱情民歌《金颜玛》曲调和幽默诙谐的快板民歌《丁香伯尔》，构成了“慢、中、快”自然段落，这是我们三位蒙古族同伴在排练场上配合导演们唱出来的，在现场就像口头文学一样口唱民歌曲进行排练——按照导演王世奇和程玳璋导演的要求，把蒙古民族长调作为舞蹈慢板的引子，把民间爱情歌曲《金颜玛》作为舞蹈的中板，把诙谐幽默的快板民间歌曲《丁香伯尔》作为舞蹈的快板排练。事实上，因王导演和程导演的现场指导和具体要求构成了三段体自然段，搭起了这段蒙古音乐舞蹈的构架。我和哈扎布不认为这是这一片段的正式音乐，是为暂时排练大型节目的架子作替代用的。但我们没想到，导演团的专业作曲家们把这三首蒙古民间代代相传的歌曲谱写成了100多人乐队演奏的音乐总谱，明确地认定和构成了三段体完整的蒙古音乐舞蹈，这就是目前称之为《赞歌》这段家喻户晓的《东方红》音乐舞蹈精彩片段。我感慨万分的是一首长调、一部16小节中速民歌曲、还有幽默诙谐的快板民歌曲，实际上这三种在蒙古音乐歌曲里完全不同的音乐旋律，不仅谱写成了百人演奏的大型乐曲总谱，而且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精彩乐章。

　　民族韵味浓郁是成功的关键

　　音乐是舞蹈的魂，我感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导演团的同志们，他们把这三首蒙古族家喻户晓的民歌，变成了一块更加金光闪烁的瑰宝。

　　我们三位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民族文化底蕴方面无需事前约定，我们自然而然地把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融进了《东方红》民族大团结的场景里，哈扎布带来的不仅仅是长调歌曲，而是游牧民族宽阔无比的草原文化，为其中精雕细刻蒙古族音乐舞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进入紧张排练时的情景，总觉得还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辅导30多位演员蒙古舞蹈动作的风格韵律，这对我而言就是要让30位演员学好、学像蒙古舞蹈，在时间上越快越好。王世奇和程玳璋导演一边观察我辅导演员蒙古族舞蹈风格特征，一边在现场切磋编排这段蒙古舞蹈组舞的结构。

　　两位导演很快在现场搭起了舞蹈的结构框架，在深入排练过程中精雕细刻，确定了这段蒙古舞蹈《赞歌》完整结构。我有一点点得意的是，在两位导演编织的结构里，把我辅导演员们的蒙古舞蹈的动作韵律，和我本人的特长有机地合在一起，更加凸显了蒙古族舞蹈和音乐的神韵。

　　我在其中最深的感受就是，蒙古音乐舞蹈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蒙古民族在哪里，它的文化就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在《东方红》的音乐舞蹈进入排练阶段，我表演的这段蒙古舞蹈没有钢琴伴奏，只能自己哼着曲子或数着1、2、3、4、5、6、7、8教演员们学蒙古舞蹈，那实在是干巴巴地教动作，一点不轻松，更谈不上艺术享受。逼得我这个唱起歌来五音不全的人，在给演员教动作的时候，为了让她们更能尽情发挥，我随口唱了蒙古人家喻户晓的一首民歌《金颜玛》，这是一首特别深情的爱情歌曲，我把它倾注在舞蹈动作表情里去辅导演员们，没想到这么一来，演员们很快找到了蒙古舞蹈的纯净辽阔的韵味。《金颜玛》这首歌曲16小节10段歌词，是一首情歌。充满着深沉厚重的感情与浑厚的乐韵，我本人很喜欢。当时我尽情地唱，让演员们在其中尽量体会蒙古舞蹈神韵。

　　当导演团把这首爱情歌曲的主旋律，改编成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蒙古音乐舞蹈《赞歌》的乐曲前，这首内蒙古人民老人小孩非常熟悉的爱情歌曲，原来是内蒙古歌舞团独唱演员敖登高娃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成名作。使我感慨万分的是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个特别的大背景里提升为大型乐队演奏，于是从这种升华里就产生了另一个意义——创新。在当时这对我和哈扎布、阿拉坦桑来讲是极其欣慰的一件大事！

　　更让我和哈扎布赞不绝口的是这首爱情歌曲到了《东方红》导演团的专业作曲家们手里，变成了高度规范的100多人正规乐队演奏的正式音乐总谱，这是专业作曲家们赋予新意的大作！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还有许多排练细节:第一次同乐队合成排练的时候，哈扎布唱完引子——长调，突然停下来愣了好一会儿，又很不自在地从重叠反复的段落插进来，跟着乐队演奏哼唱着曲调而没有唱词，此时我恍然大悟:曲调是原来的民间的爱情歌曲《金颜玛》，但在这里已经不能再唱原词了。排练停下来3分多钟，乐队指挥黎国荃和严良堃在音乐总谱上切磋，如何从长调转调到16小节方正结构的《金颜玛》曲调里，再转调到快板民歌《丁香伯尔》曲调的转型。

　　当导演让我们第二次与乐队合成排练的时候，哈扎布在现场即兴发挥用蒙古语唱词，填写了新歌词，其大意译为:“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庆贺我们的翻身解放，啊哈呼哎，啊哈呼哎，啊哈啊哈呼哎，各民族兄弟欢聚在一堂，祝福救星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是在现场哈扎布用蒙古语即兴发挥，填写新词的蒙语主题唱词，哈扎布临场发挥的新歌词，核心内容与要点准确，符合当时的情景。导演团得知译词内容后非常高兴，不过蒙古语很多人听不懂。导演团审查之后，让我们把歌词大意翻译出来，他们特别赞赏歌词大意的主题内容，哈扎布在此后很长时间脸上都带着兴奋的微笑。后来，导演团按照哈扎布的蒙古语唱词大意，又请胡松华用汉语填词，规范整理完善取得成功！在该剧的审查过程中哈扎布克服了汉语难关，取得了非常好的演出效果，这首歌也成为经久不衰的传唱精品。可惜，当时谱写第六场总谱的作曲家的名字，我们几位少数民族演员一直讲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只记得面孔，真的说不出名字来了。但这个幕后英雄确实应该记上一笔。

　　从此，我和哈扎布对有关这首来自蒙古民间爱情歌曲的问题一概避讳，再也不说它原本是爱情歌曲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爱情歌曲等于“靡靡之音”。我和哈扎布唯恐有人把《赞歌》的曲调说成“不健康或靡靡之音”加以砍杀。于是我们俩对这件事一概保密，一直装糊涂！而且一直“装糊涂”到从舞台表演艺术到拍成电影。

　　在周总理和导演团一次次审查《东方红》史诗全剧舞台演出的版本里，我和哈扎布、阿拉坦桑及全体蒙古舞蹈演员们同台合作演出，其中哈扎布领唱我领舞，通过了一次次的审查关口，1964年10月2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舞台艺术版本正式公演。我和哈扎布首演了音乐史诗《东方红》中蒙古音乐舞蹈《赞歌》，在人民大会堂连续演出了14场极其重要的场次。尤其在我们心目中的主心骨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就是这样满怀激情在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又一场，直到1965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拍成电影。

　　蒙古舞蹈的美与

　　蒙古长调“气口”及“装饰音”

　　我还清楚地记得，起初合乐、合成排练的时候，群舞演员们找不到哈扎布以浑厚嘹亮的声音演唱蒙古长调时的无限延长音的“气口”，更抓不准“装饰音”与蒙古舞蹈的韵味。群舞演员们只注重蒙古长调的无限延长音延长的节拍，而忽视了蒙古长调体现出的文化内涵。蒙古长调的延长音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对宇宙、自然和人类高度和谐的赞颂，也是对蓝天白云下大草原上的生命的赞美，不能用单纯节拍数据来丈量。对于蒙古舞蹈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抓准蒙古长调中“气口”里的深呼吸及其“装饰音”与蒙古舞的动律“小法儿美”的契合点，这就是蒙古舞蹈精细入微、深层次动律结构美的要点所在。总之，她们没有体悟到蒙古音乐舞蹈那种乐韵、舞韵、神韵贴切入微的内在联系与文化内涵的融合。

　　在我看来，群舞演员们当初是一板一眼地模仿，她们只是注重整齐划一的队形变化和舞台画面与调度，而没有着力于民族舞蹈的内涵。另外我教蒙古舞蹈时受汉语表达能力所限，心里明白说不出来。后来，我领舞演出了几场，群舞演员们才在慢慢磨合中体会到了蒙古舞蹈美的要点，并喜欢上了这些微妙之处，演起来也就比较自如了。

　　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那是在周总理第一次审查《东方红》的时候，看了我蒙古舞蹈《赞歌》领舞的服装后，指示“让莫德格玛换上蓝绿色的表演服，领舞要穿与其他演员不一样的颜色，突出领舞嘛。”后来，周总理在紫光阁见到我时还说:“莫德格玛，你适合穿蓝绿色蒙古服。”，从此开始，无论什么样情况下，只要我拿起“酒盅”登台表演，我就会选择类似蓝绿颜色的服装去表演蒙古舞蹈。在我心里这是对周总理永远的纪念！

　　通过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和哈扎布切身体会了到民族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我们通过艺术把民族团结的根牢牢地扎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对我本人而言，表演蒙古舞蹈应该做到最优秀，是我作演员的天职。在这里最让我感谢的是我表演艺术的编导们，尤其编排蒙古舞蹈《赞歌》的王世奇和程玳璋，她们不仅编导整段的舞蹈结构，而且把我放在最显耀突出位置，无论是舞蹈的画面或是舞台调度的设计，总要把我这个少数民族演员的特长发挥出来，并把民族艺术特色凸显在其中，努力把我和民族艺术特色烘托出来，这些感人的故事已经深深地埋在我心底里近半个世纪了，她们的努力和对民族同胞的真诚相待，成为了我几十年来艺术生涯的一个动力。

　　1965年把舞台艺术《东方红》作为电影跟踪拍摄的时候，我再次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电影拍摄。在电影里蒙古舞蹈《赞歌》仍由我领舞，哈扎布传给胡松华演唱。

　　当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集中了全国高水准、最优秀的编导和组织者，那时的领导和编导们对我的培养和提高，让我至今难忘。

　　莫德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