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明显线索表明郑和沉船真实存在的情况下，这项投入达到2000万元的考古项目能否顺利结题，其结果并不乐观

　　“很久以前，一艘中国船只因迷失方向驶入帕泰岛沿岸，在上加村附近不幸触礁下沉。慌忙之中，船上的数百人纷纷抛出载运的小船逃命，并从大船上快速搬下瓷器和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当中，有400名划向帕泰岛，沿着杂草丛生的海岸在上加村登陆，用随身携带的中国瓷器和丝绸与当地人交换食物和钱财。后来，除40人留在上加村外，其余的人分两路走了，100人向西来到了帕泰村，260人北上去了西游村……”

　　2002年的3月，帕泰村村长这样向探访者李新烽讲述当年郑和船队遇难的经过。

　　帕泰村、上加村、西游村是位于帕泰岛上的三个村落。帕泰岛、拉穆岛、恩多岛、基瓦尤岛、曼达岛，这五个大小不一的岛屿组成拉穆群岛，隶属于东非的肯尼亚。如今，当地的很多人相信，拉穆群岛海域埋藏有郑和的沉船。

　　虽然之前在当地见过不少的中国瓷器，但2003年5月，李新烽在拉穆城见到附近渔民从海里打捞出来的一只“双龙坛”，这让他相信“作为在拉穆群岛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文物，为中国古代宝船沉没在帕泰岛附近海域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证”。

　　这年的11月，在朋友和潜水员的陪同下，冒着烈日与风浪，李新烽驾着一叶扁舟，在帕泰岛附近的海域中来回巡视。整整4天的搜索，结果却一无所获。

　　“我们的搜索手段未免有些落后，每小时20千米的船速，即使整整四天，行驶的航程也非常有限。”李新烽告诉《科学新闻》。如今，一项由中国商务部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资助的中国与肯尼亚合作的考古项目可能会弥补这一缺憾。

　　虽然项目中包括了对于肯尼亚几个地区的陆上考古工作，但在肯尼亚拉穆群岛及其周边水域的水下考古工作则更加引发外界的好奇——有可能在600年后，找到郑和的沉船么？

　　缘起郑和

　　项目的启动与恰逢其时的“郑和热”有着直接的关联。

　　1994年，美国女作家雷瓦西出版郑和传——《当中国称霸海上》，其中描述了她在肯尼亚遇到了一名自称是数百年前帕泰岛上中国海船幸存者的后裔；此人向她讲述了当时沉船的经过。其后，1999年2月《纽约时报》的记者纪思道前往肯尼亚，亲自探访帕泰岛，接触到了外貌带有亚裔特征的当地人。而当时还是记者的李新烽则在2002年第一次深入肯尼亚，探访这些“中国人”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事物，期待能追寻郑和的遗迹。

　　由于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很不完整，而有关郑和访问非洲的史料就更少，因此李新烽的探访不仅能引起一般公众的兴致，也被相关研究的专家所认可。怀着强烈的好奇，李新烽在耶稣堡博物馆看到了展出中国瓷器；在上加村，见到了中国按摩的传人；在西游村，听到了当地的“中国人”讲述自己祖先的故事；在拉穆城，看到了类似于玉米面粥的“五加里粥”和双面饼，甚至在索马里看到了“麻将”。

　　一面探访，李新烽将所见所闻及时在报刊发表，引发了公众的无尽兴趣。2005年，随着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再加之针对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孟席斯关于郑和船队环球航行之说引发的争论，公众对于郑和的兴趣达到了顶点。

　　此时，一名被冠以肯尼亚“中国女孩”称呼的非洲姑娘自称是郑和所率领船队船员的后裔，并和肯尼亚马林迪市的市长来到南京寻根，应邀参加了当时的纪念活动。根据史料记载，马林迪国曾向明朝皇帝进献过麒麟，即长颈鹿。

　　一位高层领导为此指示文物局官员，希望学者也参与进来，不要仅仅是媒体在关注。

　　2005年，作为陶瓷考古专家，北大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和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的有关人员赴肯尼亚进行前期的调查。之前，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也曾与国家文物局联络，询问能否合作：其一是挖掘郑和沉船；其二是发掘上加遗址。

　　文化关联？

　　随着考察的深入，秦大树逐渐意识到，当地的文化和习俗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紧密；而对于许多与中国相关的事物，其实都似是而非。

　　第一次的考察，即使在村长的带领下，也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带中国字的墓碑；看到的三个珊瑚岩墓碑由于严重风化，只能在墓碑上看到文字，而且是阿拉伯文。对于穹顶的墓葬，秦大树表示，郑和时期已经不兴这样的墓葬了，而伊斯兰地区都有这样的穹顶墓葬。

　　作为陶瓷考古专家的秦大树也同样见到了那个著名的“双龙坛”，但他认为，虽然产地还不敢肯定，但很可能是印尼产的、元代的瓷器，和郑和没有任何关系。

　　“在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都生产这样的罐子，上面有很粗的贴错的龙纹，和皇家没有任何联系。元代以后，龙纹在民间也很普遍的出现，只不过分爪。五爪龙是皇家用的，三爪、四爪都是民间用的。”他说。

　　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一个代表，瓷器一直以来可以当作文化交流的有效证明。遗憾的是，尽管当地现藏的中国瓷器，覆盖了宋元明清，但属于郑和时代的却几乎没有。

　　“在当地的许多博物馆，收藏有过去几十年间出土的许多瓷器，英国的东非研究院曾进行了30多年的考古工作，所有的我看到的资料，属于永乐和宣德时期的东西几乎没有。”曾在当地调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国栋告诉《科学新闻》。秦大树进一步指出，连号称是“中国女孩”的家中收藏的那个青花小碗，“虽然声称是郑和时期的，其实就是晚清的东西”。

　　除了实物，要从文化礼俗上断定和中国的关联也非常困难。

　　当地的语言是斯华希里语，曾为英国殖民地，但宗教上属于伊斯兰世界，学校使用英文课本，清真寺则每周也有1~2天施予可兰经的教育。况且经过了六百年，真有中国文化的痕迹也很难辨识。

　　对于当地人讲述的种种与中国人有关的传说，陈国栋提醒道：“当地的人把外国参访者都叫做banker，随时愿意讲参访者想听的话，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话，也许重新加工一下就讲给外人听，所以，寻找准确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找寻沉船

　　但是，郑和的船队究竟是否到过东非呢？打捞“沉船”，究竟有几分把握呢？

　　陈国栋表示，郑和本人没有去过东非，但他的手下的确去过。证据至少有二：其一，郑和下西洋时代的文献，如《瀛涯胜览》《明实录》等，密集记载的许多非洲的地名在现在的东非都能找到对应。

　　其二，官方的(意味着较为权威)的文献《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在1448年，三个下西洋遭遇船难的人在18年后归来到了南京，那么推算其离开的时间为1431年，正好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这些归来的人的带队太监是郑和重要的副手洪保，那艘船在海外失事，其地点是在今日的索马里，同时记载说当时有300人，有100人被救起。

　　“那么沉船就不会离开海岸很远，这就有可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搜索。但是由于这一带海底都是珊瑚礁，而波浪的力量又很大，那么那艘沉船是否现在还能保存下来是一个疑问，我认为找到的机会不大。”陈国栋说。

　　而在之前的调研中，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对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区域状况做了考察，在经过主动式声纳的搜索后，却无功而返。对于是否有沉船，也只是停留在推测阶段，并没有确实的证据。

　　“在拉穆群岛一直有中国的瓷器被发现，因为海里有瓷片的密集分布，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沉船的存在。整个的区域也不是很大，这么大的数量，如果仅仅是个人使用，不是船货的一部分，也不可能。肯尼亚的东海岸一直以来都是海上的贸易点，至于说沉船和郑和的关系，是我们开展工作后才能说明的。”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任赵嘉斌告诉《科学新闻》。

　　秦大树则猜测说，当时肯定是有一条船在这个海域沉了，但除非找到船，看到东西，才能断代。“这是好几百年之前的事情，也许不知道怎么就说是六百年以前了，正好就和郑和的航海事件有了联系，也许根本就没什么联系。”他说。

　　更多目标

　　虽然整个项目的立项是因郑和而起，但经过科学家严谨的调查后，现有的项目方案将不仅仅关注于郑和或者只是和中国相关的考古挖掘。整个项目的设计基于东非海岸一直以来是海上重要的贸易地而进行考古发掘，期待这些实物的证据能丰富人们对于航海史、贸易史以及中非交流史的认识。

　　对于传说中和郑和后裔有密切关系的上加遗址，原本肯尼亚方面提议挖掘传说中的中国人的墓地，看能否做进一步的DNA检验。但秦大树在阅读了剑桥大学Mark Houton教授的挖掘报告后意识到，如果继续挖掘上加遗址，将是“拾人牙慧”。

　　在长达4年的挖掘工作中，Mark Houton调查了1800座墓葬，在上加遗址、拉穆沿海地区以及帕泰岛上最大的聚落中，把宫殿、贵族区、商店、平民区都发掘了，就剩下墓地没有发掘。“为什么不发掘呢？实际上，他也清理到了这些墓葬，但是因为都是穆斯林墓葬，并没有什么随葬品，只有一副白骨，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秦大树说。

　　最后方案确定为放弃挖掘上加，转而挖掘马林迪，至少有三个唐代文献提到非洲，都有可能和马林迪有关。此外，将肯尼亚甚至整个东非地区已经发掘的遗迹里面出土的瓷器做一些调查。

　　放弃上加遗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郑和的传说散布开之后，肯尼亚和中国使馆方面交流时，谈到“我们原来是朋友，现在我们是兄弟。”“这么一说，郑和的后裔在非洲就变成了一个美好的传说了，如果挖完了一测DNA，说没有血缘关系，不就是一个神话破灭么？”秦大树说。

　　对于水下考古来说，挖掘郑和的沉船也不是最终的目的。

　　“并不是把眼光只局限在郑和时代，而是在肯尼亚的领海之内，详细了解水下文化遗址的分布。这个遗址有可能上升到宋，也可能下落到清，我们也不强调一定发现中国人的船。我们把能见到的都统计回来，然后开展相关的研究。”赵嘉斌说。

　　作者：邸利会 来源：《科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