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执教北大，学术贯中西，抗战时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独闯敌占区，而后投身政治，位至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终难改书生意气，晚岁生活蹉跎，充满悲情……

　　叶公超，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George(乔治)，广东番禺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爆发，他加入“南开救国十人团”，到各地作唤起民众的演讲。1925年获美国爱默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当了14年老师后转而投身政治，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深入敌占区的大学者

　　1926年回国后，叶公超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主讲西洋文学。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显得风度翩翩，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文，简直叫学生听出耳油，下课后还不愿离开教室。

　　在北平执教的日子里，叶公超先后开设了英文作文、18世纪英国文学、文艺理论和翻译史等课程，并培养了像钱钟书、季羡林、吴世昌等高足。这时叶公超不仅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且在个人生活上也过得颇惬意。1931年6月，他与潜心攻研物理的贵州女子袁永熹喜结秦晋之好，当时被人称为佳偶天成，是一对神仙伴侣。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尽管叶公超认为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谑，没有价值，并由此否认鲁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他的好朋友胡适、徐志摩。胡适得知后，对叶公超表示严重不满：“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可叶公超认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贯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49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14年的杏坛生涯后，进入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这是他投笔请缨从政的开始。在被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法西斯充满了信心，另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国民党宣传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开始有了展示的机会。

　　主持“断交部”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回国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9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长。

　　1948年冬，国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广州之初，叶公超决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档案运到台湾，这使得从清朝起到国民党大陆撤退时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完整无缺地得到保存，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赞许。当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总统”时，叶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调任“驻美大使”为止。

　　叶公超任“外长”期间，不管其外交才能如何娴熟灵活，但均改变不了台湾“外交部”成了“断交部”。对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解除“外交”关系的事实，叶公超下属的一位司长说：“我们现在是开殡仪馆，到处断交闭馆，料理后事而已！”

　　叶公超最伤心的莫过于1961年被免“驻美大使”一事，起因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蒙古于1946年元旦脱离中国宣布独立。蒋介石对此一直持反对意见。1961年春夏之交，联合国为蒙古国入会问题，征求叶公超的意见，希望他不要用否决权。叶公超考虑到台湾的“外交”愈来愈孤单，为了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勉强同意蒙古国入会。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质问叶公超：“是做‘美国大使’还是做‘中华民国大使’？”于是蒋介石一个急电，把叶公超召回罢黜。“总统”将其召回，可“总统”不召见，到了第3天他才得到一个不必回任的传谕，这完全出乎叶公超的意料。

　　叶公超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英文水平曾被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称赞。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极受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器重。正因为有“达官兼名士”的资本，故叶公超常给人恃才傲物之感。叶公超担任“外交部部长”时，对无知识的人不予宽容，对不称职的人毫无耐心，但对部内同仁仁慈而体谅，对年轻同事多有奖掖。他注意以身作则，常常自带办公室大门钥匙头一个上班。他为政清廉，个人经济常出现拮据状况，其中有两次是主持台北“中央社”社务的叶明勋帮其解决的，另曾获叶公超推荐工作的束霞明定期以餐馆盈余方式汇赠叶氏。叶公超有时缺零用钱，甚至要他的副官出卖外国官员送他的名表，有时还用卖来的钱帮助穷苦的读书人。到了70年代，即叶公超七秩生日之际，收到贺礼约120万元新台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他却顾不得自己生活上有时还捉襟见肘，竟将这笔巨款捐赠给“中华针灸科学研究基金会”。他还不拘小节，有时随友人同至路边摊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