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从吴鼎昌和中央政府方面得到帮助的希望破灭了，陈亦侯决定自己想办法。说到自己的父亲，陈骧龙说：“他是一个超级敢作敢当的人。”

　　其实，陈亦侯不但敢作敢当，而且很有知人善任的魄力。

　　陈亦侯感到盐业银行大楼目标太大，金编钟留在此处，早晚要被日本人发现，必须把它转移出去。但转移到哪里好呢？谁又敢接收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呢？

　　此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胡仲文。

　　四行储蓄会跟盐业银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3年，为增强自身的实力，北方四家商业银行——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联合设立四行储蓄会。由四家银行各投资25万元银元，共计100万元银元作为储蓄会专门办理储蓄业务的“基本储金”。

　　四行储蓄会成立后，充分利用四家银行原有各自营业网点的优势，既提高了银行自身的工作效率，又增加了一份收益，使得北四行业务蒸蒸日上。

　　胡仲文不但是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还是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于公于私，与盐业银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告诉记者，1940年，他们全家随父亲从上海回到天津工作，住在今天成都道附近的永定里，与陈亦侯家是邻居。

　　一天晚上，陈亦侯找到胡仲文，把金编钟的秘密和盘托出，并提出想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大楼的地库转移到四行储蓄会大楼里。盐业银行大楼高大气派，目标太大，而一条马路之隔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却不怎么起眼儿。

　　陈亦侯怎么能肯定胡仲文会同意接收金编钟呢？毕竟，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

　　“胡仲文先生表面文绉绉的，但是特别的本分，做事儿一丁点都不差。过去有这么一类人，特别可靠。”提到父亲的知人之能，陈骧龙解释道。

　　胡仲文之所以敢承担保护金编钟责任，当然与其扎实稳健的办事作风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他的教育背景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胡宗渊告诉记者，胡仲文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不但同学而且同乡。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曾请这位老同学到西花厅做客。周恩来的进步思想从年轻时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当陈亦侯提出要把金编钟和众文物转移到四行储蓄会时，胡仲文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一天晚上，等银行职员下班以后，陈亦侯和他的司机杨兰波，打开盐业银行地下金库的大门，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了自己车上，悄悄地驶进夜色中。

　　盐业银行大楼坐落在今天赤峰道和解放北路路口，四行储蓄会大楼在解放北路与大同道路口附近，两座大楼相隔仅300米远。为了掩人耳目，陈亦侯没有直接到四行储蓄会大楼，而是向南开去。

　　原天津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是一位老天津，对于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他拿出从日本搜集来的1938年日本人绘制的天津市区图，为记者详细指出了那次密运国宝的行车路线。

　　郭凤岐说：“陈亦侯开车出了盐业银行大楼，沿赤峰道向西南开，走营口道，向东南拐入西康路，到马场道路口，向东北拐入马场道，一直走到佟楼附近，再拐回解放北路，一路向西北，最终到达解放北路与大同道交叉处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原本只有300米的路，绕了20多公里。”

　　当陈亦侯的车停在四行储蓄会门口时，胡仲文与一名亲信工友徐祥早已等候多时。四个人轻手轻脚地把装着国宝的大木箱搬到四行储蓄会后身的一个小库房里。

　　陈骧龙说：“也不知道他们沿着这个路线跑了几趟，八大箱金编钟和2000多件瓷器、玉器，全都转移到四行储蓄会里了。办完这些事儿，我父亲拉着胡仲文的手说了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安顿好金编钟后，胡仲文借口时局不好，要存一些煤，便从开滦矿务局运来一批煤，堆放在小库房里。谁也不知道，这批煤下面竟埋着大批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