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周边安仁古镇、平乐古镇等地采风两天后,今天下午,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在四川三岔湖花岛举办颁奖礼,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说家等将在这里迎接属于他们的荣光。

　　记者提前从组委会获知的获奖者名单中,苏童击败刘震云、阎连科等竞争者,获得2009年度杰出作家奖项,而张翎则凭借反映海外华工百年沧桑的小说《金山》获得年度小说家奖,成为获此奖项的首位海外华人作家。除此二人外,朵渔、张承志、郜元宝、笛安分别获得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评论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等各大奖项。

　　昨日,苏童、张翎和获得最具潜力新人奖的笛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年度杰出作家奖苏童:获奖作品《河岸》

　　这是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作品,但是,此后会写成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没数。”

　　苏童说自己“获得了一个仰慕已久的文学奖项”,“我毫不掩饰,得这个奖,我很骄傲,非常骄傲,也很高兴。”

　　他以长篇小说《河岸》获奖。评委会给苏童的授奖辞里这样写道:“他在2009年度出版的《河岸》,依旧陈述历史和现实重压下的个人记忆,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个人的卑微和高尚在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伟大叙事中,渐渐被抽象成了一个无,而权力对日常生活的修改,又让我们看到,在扭曲的时代里根本造不出笔直的人性。”

　　苏童本人就像毫不掩饰他获奖的骄傲一样,“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小说的满意:“确实,目前来说,它应该是我最好的小说了。” 他解释说,他对《河岸》的满意,其实更多是情感上的,不是从技术上考量,“我一直想以小说的形式表达‘河流’这样一个比较浪漫、比较抒情的词汇。现在写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满意的最大的原因”。

　　但出生于1963年的苏童也承认自己有着害怕难以超越自己的“中年危机”。他说:“较理性的作家内心里头都有焦虑,只是多少而已。本质上总觉得自己没有写出理想的那一部作品……《河岸》毫无疑问是我目前为止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但是,此后会写成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没数。”

　　年度小说家奖张翎:获奖作品《金山》

　　一个作家对故土和母语的记忆,是一种时空都无法抹去的永久联系。”

　　提名评委、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后张莉说,这次提名作家作品的范围更为宽阔,海外华语作家的比例有明显提高,是一次更为完整和切实的对“华语文学”的巡礼和检视。最后,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华裔作家张翎凭借小说《金山》获得本届年度小说家奖。这是继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获得第五届的年度文学评论家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再一次把奖项颁发给海外华人,也是第一位海外华人小说家获奖。

　　《金山》以广东开平一个方姓家族的兴衰为基线,反映加拿大早期华人背井离乡,“劳作受苦,屈辱地死或者坚韧地生息”的百年沧桑。小说出版后,曾成为国际版权市场继《狼图腾》后竞争最激烈的华文小说。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金山》去年拍摄完成,演员孙俪还凭借在此片中的精彩表现“封后”罗马电影节。

　　评委会给张翎的授奖辞说,张翎的小说大气、从容、深情,而且有一种沉实而安静的品质。她以自己的专注和柔韧,守护传统价值的光辉,敬畏一切人性的美德,也为它的裂变、劫难作证,并从个人和民族的创伤记忆中领悟生命之重。她出版于2009年度的《金山》,赓续的是感时忧国、秉笔直书的写作传统:通过几代海外中国劳工的生活秘史、悲苦命运,把中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进程中艰难前行的身影刻写得饱满、阔大,由此揭开了华裔移民史和中国现代史中被轻忽的重要一页。

　　张翎表示,一个人对故土和母语的记忆,是一种时空都无法抹去的永久联系。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是回归故土和历史的重要途径。“《金山》是在漂流行走中完成的作品。真正书写的过程只有三四年,可它在我心里孕育的时间,却已经有二十年了。有时我甚至觉得,上帝把我放在加拿大这么一个冬天极其漫长,安静得几乎有些寂寞的地方,似乎就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合宜的心境和视野,来写《金山》这样的一本书的。”“如果我不曾生活在国界和国界、文化和文化、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夹缝里,也许我永远不会把关注点放在这样一个故事上,也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些先我一个多世纪漂洋过海的华工。”

　　对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把奖项颁发给在海外用汉语写作的自己,张翎表示,这给了一个长久行走在汉语文学的影子地带里不知如何归类的群体一次话语的权利。“海外华文作家已经不处在自己的舒适区域之中了,海外作家已经脱离了群体,脱离了历史经验,脱离了对熟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种种依赖,甚至脱离了母语环境中与其他作家的相互砥砺,孤立无援地站在一个没有参照物的地方,每一步路都是第一步路。海外写作,其实是一个不断地拓展探险和忍耐边界的过程。”

　　○○专访

　　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作家李锐女儿笛安:郭敬明是非常好的出版人

　　刚开始写小说,她投稿时把姓氏“李”去掉,只保留了名字笛安,因为李代表她的父亲李锐。她说这就像尼古拉斯·凯奇隐去自己的本姓科波拉,因为他是以《教父》和《现代启示录》等片闻名于世的大导演科波拉的侄子,而他要证明“我不靠这个姓也可以在这一行出人头地”。

　　现在,笛安的新小说《西决》在依托郭敬明公司的推广后,据说已销售50万册；而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又似乎为小说的文学价值打上了一个保险的戳印。

　　求学巴黎求学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母语

　　记者:你曾在巴黎求学8年,在人们印象中,巴黎是最浮华的世界影像,而你却选择在这里攻读社会学,一项并不热门的人文学科,你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笛安:其实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浪漫的考虑。巴黎对很多人来说是繁华的代表,对我来说却比什么都荒凉。我在那里见识过了最残酷的生活。所以我当初选择专业的时候,只能考虑我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个专业好不好考,门槛高不高,等等。当然我想过的,我可能只能在那个国家待那么几年,有什么专业能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很多事。社会学能够帮我打开一扇门,帮我看看那个国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当初就想得很简单。我的社会学给了我一种视角,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这很重要。

　　记者:我们之前了解的双重文化背景的写作者里,诗人张枣的诗明显有区别于国内诗人的异质,法国的求学对你的中文表达有什么影响?

　　笛安:这个———很难讲。其实我也总是在问自己,什么叫文化差异,什么叫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硬要说我自己感觉的影响,学习外语的过程的确可以帮助一个人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母语,这是确实的。

　　阅读西方文学的影响体现在我的作品里

　　记者:看得出你的阅读还是西方和中国现当代比较多,中国传统文学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你怎么看待接续传统的问题?

　　笛安:有的。其实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小说是《红楼梦》。那是完美的同义词。但是说到影响———我觉得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欣赏起来是需要阅历的。西方的经典著作很多拥有非常强烈的情感的表达,以及冲击力。特别容易吸引年轻人。况且我本人是个性格激烈的人。所以可能在现阶段,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容易体现在我自己的作品里,但是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寻求中国传统里面的力量,也许我已经开始寻求了。

　　记者:国内外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了直接或者重大的影响?

　　笛安:很多。比方说我很喜欢19世纪的一些欧洲作家,还有俄罗斯的,他们是真正的高峰。20世纪的一些美国作家也很好,有种特别磅礴的生命力。中国的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张爱玲吧。

　　写作我不介意别人知道我是李锐的女儿

　　记者:你毕业后专职写作,也说过自己对写作可以奋不顾身,甚至不理解父亲那种“爱写就写不爱写就不写”的态度,是否想过你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又为什么把写作当成纪律性很强的工作?

　　笛安:我父亲也不是爱写就写,他是把每部作品都看得特别神圣,一定要超越自己,不然不写。我不是,我是真的很爱写,我知道自己进步的速度绝对赶不上我想要倾诉的欲望。所以我倾向比较大的创作量,在这个规律的创作中寻求突破,突破不了也没关系,我会一直一直努力下去。不过我纪律性也不强,没有很规律的时间表。

　　记者:怎么个“很爱写”法?

　　笛安:在巴黎写《告别天堂》的时候,为了赶稿我每周只出门两次。出门过马路的时候,即使没有车,我也还是神经质地要等红绿灯。我想的是,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被撞死,因为我的小说还没写完。

　　记者:不写小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神经质吗?

　　笛安:还好吧。我基本上算是正常人。挺好相处的,没有那么多人们认为的作家脾气。

　　记者:为了摆脱与老爸的关系,你的小说署名刻意把姓抹去,但估计现在你的读者没人不知道你是李锐的女儿吧。还会介意吗?

　　笛安:不介意了。知道就知道吧。那反正是事实。我挺开心有一点,真心爱我的读者看我的书是因为喜欢我的故事,不是因为我爸爸。

　　记者:你父母真的认为你没有写作天赋吗?还记得第一次写了什么,父母又给了你什么评价?

　　笛安:曾经他们一直都觉得我做不了这行。直到我第一次写完一个中篇小说,处女作,他们看完了很认真地跟我说:你继续写吧,但是你记得这很辛苦。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此不同了,我找到我要做的事情了。

　　记者:纳博科夫说风格是作家唯一的追求,你是否觉得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对于风格你有怎样的追求?

　　笛安: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有,可是我很难说那是什么。我没有刻意追求过,我每次写小说脑子里只想要追求完整的表达,塑造出我想要的人物,我投入了, 我的风格就出来了,因为我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呀。所以要自信一点,没必要刻意追求不同的,你把自己完全地表达了,自然就是不同的, 就是风格了。

　　合作郭敬明对作品有敏锐和精准的判断

　　记者:《西决》和郭敬明合作,取得了很好的销量,现在则获得了文学奖,在你迄今为止的写作中,它占有怎样的位置?

　　笛安: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我在当初写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本书代表着我在瓶颈期的探索。那时候我在深刻地怀疑自己的能力,于是我就告诉自己忘掉一切,用一种最平和、最没有修饰,甚至是连激烈的情感表达都不多的方式来讲一个故事。我写得很艰难,很辛苦,一点点地磨,我告诉自己就算不成功我也要写下去,写完的时候我发现,不知不觉地,我对西决这个人物有了这么深的情感。直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好的小说,但是它代表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西决》之后,我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追求。

　　记者:郭敬明公司的包装,对你的写作意味着什么?对于“打通青春文学与严肃文学的界限”(大意)这样的广告词,你是否接受?

　　笛安:包装和写作是没有关系的。写作永远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书的包装和营销是另外的问题,不同层面的。而且我觉得,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本来就不该有界限,青春文学指的是题材,严肃文学指的是价值,为什么不能存在有文学价值的青春小说呢?

　　记者:经典的文学评价标准和市场标准在现实中国背景下是一对矛盾,你的新书的市场成绩会不会影响人们对你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价?

　　笛安:我觉得不全是矛盾的,我听说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也有很多读者啊。而且书卖得好,这是好事,如果有人因为我的书卖得好而鄙视我的小说,我只能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偏激的读者。

　　记者:你对郭敬明什么印象,对他的作品和生意怎么评价?

　　笛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出版人,我很喜欢和他聊作品,他对作品有种非常敏锐和精准的判断。外界的人也许不了解,我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工作。他为我的书做过非常多的努力,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他非常聪明,而且很有行动力。他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的。

　　记者:你怎么看文学,这个经典而现在似乎显得有点落后的事业?

　　笛安:我从来不觉得文学落后了,也不相信文学会落后。就让我保持一点这种盲目的乐观吧,这样我才会一直保持足够的勇气写下去。

　　记者 蒲荔子